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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6期 作者：王曾瑜
内容提要：宋朝财政史有不少复杂的情况，财政收入项目或名目之专款、税目等，常称“窠名”。本文所论述的系省钱物、不系省钱物、封桩钱物、不封桩钱物和无额上供钱物，即属宋朝财政的重要窠名。前人对此类窠名，尚无专门论述。本文从财政收入和专款“窠名”的角度，提供了宋时的苛捐杂税，特别是地区性的苛捐杂税之多，简直不可胜数的一个侧面。
关 键 词：系省钱物/不系省钱物/封桩钱物/不封桩钱物/无额上供钱物/窠名
作者简介：王曾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研究宋朝地方财政，会经常接触到“系省”、“不系省”、“封桩”、“不封桩”和“无额上供”钱物等名称。南宋绍兴四年(1134)，户部上奏，“大礼内外诸军依赦赏给”，“欲委漕臣，如钱不足，许于管下不以有无违碍，应诸司朝廷封桩、不封桩、系省、不系省钱内取拨，贴数支给”。①关于系省钱物和封桩钱物，如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②、李晓《宋朝***购买制度研究》③、黄纯艳《宋代财政史》④、范学辉《宋代三衙管军制度研究》⑤等，都已有研究和介绍。
南宋绍兴元年，宋高宗“诏令广西转运司于建炎三年(1129)、四年未起有额、无额上供钱内，疾速支拨应副”买马。⑥绍兴二年，湖广宣抚使李纲上奏请求：“乞许臣取拨所置州县系省、不系省，及系封桩、不系封桩并上供等钱物，应副支用。”⑦绍兴四年，宋高宗“诏蕲州绍兴四年已前合起无额上供钱物并与蠲免”。⑧绍兴七年，宋廷令“令江西、湖南州军专委通判，限十日开具。自绍兴六年分正月为始，至十二月终，本州每月经制、上供、系省、不系省、诸司诸色封桩、不封桩钱，各通共若干数目”。⑨
绍兴十二年，户部建议“展免”“庐州收诸司并经制、有额、无额上供钱物及激赏头子等钱”。⑩陈傅良说：“至于元丰，则以坊场、盐、酒、香、矾、铜、锡、斗枰、披剃之类，凡十数色，合而为无额上供，迄今为额”。“至于绍兴”，“最后又以系省、不系省，有额、无额上供，赡军等钱，均拨为月桩大军，迄今为额”。(11)有额与无额上供钱物当然是相对的。有额上供钱物可以不谈，因为地方上供朝廷钱物，一般都应有定额，此处只就无额上供钱物，连同上述4类钱物，作些介绍。
一、系省和不系省钱物
从今存史料看来，系省钱和系省钱物始于五代后唐，主要见于《册府元龟》和《五代会要》。后唐同光元年(923)，即灭后梁当年之十二月敕说，“自十数年来，累经战阵，杀伤暴露，有足悯嗟”，“宜令逐处差人检收骸骨埋瘗，取系省钱，备酒纸招祭，以慰亡魂”。(12)同光三年二月，租庸院奏：“新定四京及诸道副使、判官已[下]俸料请降勅，各下逐处支遣，兼除所置副使、判官、掌***、推官外，如本处更妄称简署官员，即勒本道节度使自备请给，不得正破系省钱物。”(13)后晋开运元年(944)八月诏：“天下诸州，各以系省钱谷秋夏征科，为帐籍，一季一奏。”(14)后周广顺二年(952)九月，颁“条流禁私盐曲法”，规定“所犯私盐捉事、告事人，各赉赏钱，以系省钱充”。(15)以上所引，证明自后唐已降的财政，都有系省钱物。
系省钱物是何含义呢？后唐天成元年(926)八月的枢密院条流说：“已前州使钱谷，并系省司。昨遍降德音，特指挥，除省元本利润物色，并与拨充公使，兼月支俸料，足以丰盈。访闻州府节度使、刺史内尚有不守诏条，公行科敛，须议止绝。”(16)后汉隐帝乾祐元年(948)二月即位制说：“其有契丹犯阙之时，诸州府有危疑之处，分差兵士，守把城池，逐急将系省钱物充兵士优给犒设。”(17)后周广顺二年四月御札，讨伐兖州节度使慕容彦超，说：“朕取五月五日进发离京，赴兖州城下，慰劳行营将士。沿路侧近节度、防御、团练使、刺史不得离本州府，来赴朝觐。其随驾一行供顿，并取系省钱物准备，差侍臣勾当。仍预告报一路州县，并不得别有排比。”(18)
“系省”者，属于朝廷之谓也。但钱物显然不是存放在洛阳或开封府库，而是存放于各州，无非是强调此类钱物属朝廷之意。故后晋天福元年(936)闰十一月敕：“应诸道州府所征百姓正税斛斗、钱、帛等，除关系省司文帐外，所在州府并不得衷私增添，纽配租物。”(19)后周广顺二年十月诏说：“其逐州每年占留系省资金(笔者注：一作‘钱帛’)不少，谓之甲科(笔者注：一作‘料’)，仍更于本部内广配土产物，又征敛数倍，部民苦之。”(20)这都表明了系省钱物存放在“诸道州府”。但是，五代时尚见不到各地另有“不系省钱物”的记载。
据《山堂群书考索》后集卷53引淳熙四年(1177)户部侍郎韩彦古奏：“臣尝考唐制，合天下之税租，其用有三：其一曰上供，今之户部所入是也；其一曰留州，今州郡系省得用钱是也；其一曰送使，今转运所得是也。”(21)按唐宪宗时规定：“分天下之赋以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22)“送使”也称“留使”。“其诸道留使钱，各委节度、观察先以本州旧额留使，及送上都两税钱充，如不足，即于管内诸州两税钱内据贯均配”。(23)可知是适应了藩镇割据的形势。中唐以降，“朝廷所得三分之一，名曰上供，其他留州、留使之名，皆藩臣所有”。(24)“唐自开元、天宝以后，藩镇屯重兵，皆自赡租赋，所人名曰送使、留州，其上供者鲜矣”。(25)由此可见，韩彦古将唐之“送使”比附为宋朝的转运司，就未必妥当。
宋朝财政沿用系省钱物的名目，含义相同。《文献通考》卷24引李焘之说：“今所谓系省，特唐留州及送使钱耳。送使钱既无几，其上供钱则往往移以赡军。移上供以赡军，此天子之甚盛德也。”(26)上引《山堂群书考索》后集则称“留州，今州郡系省得用钱”。两者有所差异，黄纯艳取后一说，认为“只有留州钱称为系省钱”，(27)似可商榷。宋哲宗绍圣三年(1096)，“奉圣旨，下转运司，于系省钱内支钱三千贯，修完”兖州的孔庙；政和元年(1111)，又有类似的圣旨；(28)宋高宗时，夔州通判虞允文说，“如大礼助赏，合用转运司科约内系省钱计置”；(29)
淳熙十二年，夔州路转运判官杨槱奏，“本路诸州自淳熙九年至十年终，所欠转运司系省钱物，皆言旱荒之后，催科不行，是致积欠”；(30)则是转运司掌管者也并非不可称系省钱物。但从宋时的一般用语看，至少重点还是放在各州的系省钱物。但各州的系省钱物也决非是空名，正如包伟民说：“表明财赋虽有地方留用，但其所有权仍属于中央。”(31)宋太祖开宝六年八月，“令诸州旧属公使钱物，尽数系省，毋得妄有支费，以留州钱物尽数系省始于此”。(32)将五代时诸州的公使钱物“尽数系省”，表明进一步扩大系省钱物的涵盖范围。
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诏诸路州府每月第给系省酒，充公用，自三石至一石各有差”。(33)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诏，“诸州军刑狱禁罪内，不因疾患，非理致死者”，“许人陈告，委是故行残虐勘鞫，事理不虚，告事人与支赏钱一百千，以系省钱充”。(34)庆历六年(1046)，“诏天下旬设，其无公使钱处，自今以系省钱给之”。(35)因韩琦建议，规定“列郡每夏岁支系省钱二百千，合药散军民”。(36)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诏“诸州县修造，系从来于公人圆融，虽无文案照据者，自今并保明，支系省及免役头子钱各一半”。(37)
所谓“于公人圆融”，无非是由公人们筹资，公人们也无非从百姓身上勒索而已，此诏规定自此支用“系省及免役头子钱各一半”。另有提举福建路盐事司奏：“邵武军盐出卖甚易，但阙兵夫运致。乞支系省钱或役钱雇人”，得到皇帝批准。(38)由此可知，路一级的官司要动用州的系省钱或役钱，也不能擅自决定，须上奏请求。宋哲宗元祐六年(10***)诏，为明年庆贺高太后生日，“外州军自正旦日办食，设狱三日，并支系省钱，嘉与臣民共增吉祷”。(39)
翌年，在对西夏战争中，宋哲宗“诏官军出塞，募能发掘西贼窖谷，将官验受，分给人马充食，粮每斗支钱一百五十文足，马料每斗支钱一百文足，并给系省钱”。(40)元符二年(1099)，鄜延路经略使吕惠卿“牒延安府，于系省钱内每年支钱五百贯，充公使犒设”，得到批准。(41)翌年，宋徽宗即位时大赦，命令各地，“应祠庙损者，以系省钱修之”。(42)
南宋绍兴七年，胡世将说，“旧制，常平钱、义仓米皆有专法，不许支拨。近年以来，州郡急于军期，侵借殆尽”，建议各地“如有借兑之数，即划刷本处系省钱物拨还”。(43)然而在事实上，这同宋代的所有积弊一样，绝对是绵延不绝，如隆兴二年(1164)，宋孝宗命令司农少卿陈良弼“往浙东点检常平等仓”，因常平仓米“借支、坏烂”，陈良弼“乞委提举官遍诣所属，划刷系省钱米偿纳，如所偿未足，候收纳秋苗日尽偿”。(44)陈桷知池州，“妄用系省钱”。(45)
曾创议经界法的李椿年“所至刻剥，阴取系省钱，名为平准务，尽笼一郡之货，侵夺百姓之利；复以官钱赊贷与民，日收其利，谓之放课”。(46)这是官员贪污系省钱的两例。绍兴二十六年，宋高宗诏户部“申严行下”，“应系省米斛不得擅籴[粜]，如委因阙乏，事须出籴[粜]，即具因依申转运司，待报施行”。(47)这也反映了地方官员擅自贪污“系省米斛”而出粜的史实。“交阯入贡”，“合差夫马”，“每夫日支雇钱一百文，于系省钱内支给”。(48)平江府以“系省钱改造”“诸军旧有
屋数千区”，经费不足，绍兴二十八年，宋高宗又“诏以御前激赏库钱七万缗赐殿前司”。(49)绍兴末，令广南西路置水军寨，“沿海逐州以系省钱置造”。(50)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知温州胡与可以支常平钱五百贯并系省钱五百贯，赈给被水人户，自劾”，宋孝宗说：“***积常平米，政为此也，可放罪。”(51)此处的“自劾”，显然是专指常平钱，而系省钱作为本州自用的经费，不在“自劾”之列。范成大任礼部员外郎，上奏建议：“检照给囚之物，既许支用系省窠名，其粮米亦合一体，乞令运司行下州县，量度每岁所须，径于苗米截拨。”(52)
淳熙二年，宋孝宗“诏太学养士钱，令临安府于系省钱内，每月贴支三百贯，应副支遣”。(53)宋宁宗绍熙五年(1194)即位大赦，“历代忠臣烈士祠庙损坏，令”各“州支系省钱修葺”。(54)宋理宗绍定元年(1228)，李知孝奏：“州县铺兵俸给，乞令诸路漕臣严督所部州军，于系省钱截支，岁具已支实数申台省”，得到批准。(55)以上都属各州财政为系省钱物的零星记载。
如前引虞允文和杨槱奏，从广义上看，系省钱物的名目并非限于各州财政。元丰元年，“三司请应在官司支系省钱物，及抛降、计置、出纳、移用，并关申三司，相度指挥”，得到批准。(56)元祐二年，户部言：“中都吏禄岁计缗钱三十二万，法当以坊场税钱及免行、市易司市利、僧道度牒等钱充。会元丰七年所入，才二十三万，兼以系省钱乃给。”(57)绍兴四年冬，宋高宗“自临安至平江”，“堂吏以下，亦援泛海旧例，各支犒设钱，有至数十千者”。侍御史魏矼上奏说：“乘舟顺流，有何劳苦？虽曰激赏库支，其实户部系省钱也。”(58)此处的“系省钱”当然是指户部所掌的钱财，而非地方财政。
宋初“留州钱物虽尽曰系省”，(59)但地方财政又出现了“不系省钱物”的名目。宋太宗时，陈靖上奏说：“臣愿就官中借逐处之闲田旷土，招逐处之末作游民，诱以开耕，未论租赋。官中亦譬如自来荒废，且令不系省司，许臣别置版图，便宜从事。”(60)从此奏看来，各地有钱物“不系省司”，显然由来已久，并非始于当时。“不系省钱物”的来源肯定是多种多样。南宋初，“州县军兴以来，用度不继”，临时进行科率，“州县贪吏，诛求无艺，费出无节，以所裒率谓不系省司钱物，收支不明，私自润入，监司无由，按察情■”。(61)卫泾说，围田“所谓增租，既不系省额，州县得以移用，徒资贪黩之吏耳”。(62)
从名义上说，不系省钱物应是不属朝廷，似乎州财政享有绝对的支配权；然而在事实上，特别在后来中央财政拮据的情势下，宋廷也照样可以支配和挪用。尽管如此，系省钱物和不系省钱物在朝廷支配和挪用的范围和程度上，仍有所区别。嘉祐三年(1058)，“诏河北、陕西、河东路转运使，应有功[公]使钱州军，并权停回易，听以官地所产及不系省房钱，助其岁用”。(63)元丰元年，宋神宗“诏泸州权添公用钱一千缗，于不系省钱内支，候夷事平日如故”。(64)
元祐五年，宋哲宗诏：“开封府赏钱，除各支赃罚不系省头子钱外，遇阙，据申尚书省，于在京抵当并熟药所息之内及吏禄剩数钱内支给。”(65)殿中侍御史岑象求弹劾知青州王安礼，说他“于诸县勾收不系省杂钱数千百贯，令曹官收掌，非理费用”。(66)由此可见，光是青州一地，其“不系省杂钱”的数额也不少。元符元年，宋哲宗批准大理寺奏，“诸州”“公使库什物器用陈设，如有损阙，许以不系省头子钱修置。若擅用转运司钱者，徒二年”。(67)宋徽宗崇宁时，规定县学“学置学长一人、学谕一人”，“各给俸禄，县以不系省杂收钱充”。(68)此类记载表明，虽名为不系省钱物，宋廷仍有最终的支配和挪用权。
宋仁宗时，范仲淹上奏，说“臣昨与韩琦在泾州同使公用钱”，补助若干经济上有困难的官员，“并是一面将公使库钱回易到利息，相兼使用，即不曾亲使著系省官钱”。(69)“今朝廷支赐臣僚公使钱，既已支付逐处，更不系省帐拘管”。(70)可知当时的公使钱至少部份已成“不系省钱”，又与前述宋初的规定相悖。庆历时，尹洙“差知渭州”，“以本州除逐季请拨公使钱外，别无不系省钱”，(71)也反映了同样情况。又如《庆元条法事类》卷16《文书》引《文书令》：“诸官文书为水漂坏者，官吏收寻晒暴，内要用而有损烂者，以不系省头子钱雇人誊写。”(72)这是各地不系省头子钱的明令用途。
宋朝的大部份时间，中央财政拮据，在此情势下，宋廷随便抽调各州“系省钱物”，改为上供，更是屡见不鲜。北宋末和南宋初，分别设立所谓经制钱和总制钱作为加强中央搜刮的新征调，其各种琐碎的项目，一部分是新增杂税，一部分则是原财政“窠名”的移用。例如“诸路州县出纳系省钱物所收头子钱”杂税，“每贯共许收钱二十三文省，内一十文省作经制起发上供”，后又改为“共作二十三文足”，“除漕司并州军旧来合得十三文省外，余数尽行并入合起经制窠名帐内”。乾道元年，“又增头子钱每贯十三文省，充[经]总制”。(73)
宋光宗时，蔡戡上奏，说广南东路“诸州每年所发上供银，除减放外，目即计钱一十五万二千一百六十九贯文省。自来均下一十四州府，于岁入系省等钱内置场，买银起发。后缘诸州累经盗贼，人户逃移，赋入无几，诸州遂将所买上供银科敷人户买纳”。(74)广南东路的“上供银”就必须使用各州的“岁入系省等钱”。
一般说来，不系省钱物便于官吏挪用和贪污，如朱熹弹奏知台州唐仲友说：“仲友专委人吏郑榛、陈忠充财赋司，凡官赋所入，其间有不该系省及诸库收附者，尽是别作名色支破，差人往外州买银子及收到来，即不知将作何用。”(75)但也有相反的情况，如在实施征调经总制钱后，据乾道八年度支郎官朱儋说：“经、总制钱顷自诸州通判专一拘收，岁入至一千七百二十五万缗，继命知、通同掌，而岁亏二百三十万缗”。“州郡钱物，常患为守者侵欺经制钱分隶之数，而多收系省，以供妄费。今使知、通同掌，则通判愈不得而谁何”。(76)此处又是地方官“侵欺经制钱分隶之数”，“多收系省，以供妄费”，各地系省钱物由于多少属地方财政，反而便于他们贪污和挪用。
事实上，只要中央财政吃紧，就根本不管什么系省和不系省的名目，只是一律征调和移用。南宋初的杂征调月桩钱，“转运司提督诸郡，随月桩钱，以应军须。元降指挥，以系省、不系省、封桩、不封桩钱取拨应办，然其名色钱隶截用之外，类皆有名而无实”。(77)
从各地的具体情况看，如福州岁收除夏税产钱、秋税苗米、免役物力钱等外，另有“系省窠名钱一十一万三千三百七十八贯六百八十八文省”，其中包括如下窠名：“系以诸县镇务商税五分钱、增税三分千[钱？]、契五分钱、浮盐旧价钱、砂地钱、契纸息钱，取一年收数立额。除豁合支县镇寨官兵及宗室、岳庙、添差等官请受，在县截支外，余立为格目，令随月解州，应副支遣。”(78)其实是属于月桩钱的各项杂税。
台州“起发转运司”的窠名之一，是“系省窠名钱一万八百五十五贯七百二十文”，其中包括如下窠名：“以本州及属县库务诸色钱物，每贯分拨头子钱五文五分，并三分竹木税钱四分，酒本钱六分税钱，盐场亭户折盐二税钱等窠名。主管司拘催，分作十二月，每月起发九百四贯六百四十三文，或遇闰月，增发八百三十八贯三百三十三文。”(79)同样也是属于月桩钱的各项杂税。
二、封桩和不封桩钱物
北宋初，宋太祖一度“于讲武殿后，别为内库，以贮金帛，号曰封桩库”，后改名景福内库。(80)南宋时，“左藏封桩库，孝宗所创。其法非奉亲，非军需不支”。(81)但这与各地的封桩钱物不是一回事。
正如陈傅良所说：“朝廷初无封桩起发之制”，“其它杂敛皆起熙宁，则以常平宽剩、禁军阙额之类令封桩，迄今为额”。(82)此说也不尽然。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出内藏库绢一百万，下河北都转运司，权易大名府路安抚司封桩钱，市籴军储”，(83)可知大名府路安抚司有储备钱，名封桩钱。宋神宗即位之初，三司奏：“在京粳米约支五年以上，虑岁久陈腐。欲令发运司于上供年额，权住起发五十万石，于谷价贵处，减和籴之数，变市金、银、绢，输榷货务封桩。分给三路，以备军须。”得到批准。(84)这是王安石变法前的事。封桩，按其词义，大致就是封存储备以待用之意。封桩钱物与系省钱物的差别，是前者没有宋廷批准，地方官不得擅自支用。
《山堂群书考索》后集卷4说，自王安石变法后，“谓宰相当主财计，遂与三司分权。凡税赋、常贡、征榷之利，方归三司。摘山、煮海、坑冶、榷货、户绝、没纳之财，悉归朝廷，其立法与常平、免役、坊场、河渡、禁军阙额、地利之资，皆号朝廷封桩”。又说：“盗贼、军器、河渠、保甲、封桩钱谷之类，悉归提刑，而转运所总，唯财赋、纲运之责而已。”(85)
从今存史料看来，大规模地在地方设置封桩钱物，应是始于宋神宗时。熙宁十年(1077)，宋神宗“诏应废监系省钱，诸路提刑司、府界提点司并封桩，中书拘辖”。(86)元丰元年，又“诏三司，应系省及上供年额钱所买铜、铅、锡，其所卖本钱令三司移用外，余并依条封桩”。(87)元丰二年，“诏解池盐岁以二百四十二万缗为额。自明年始，其岁增钱十二万缗，半令三司封桩，半与陕西转运司移用。”(88)则是三司同样有封桩钱物。本文开头就说有“诸司诸色封桩、不封桩钱”，可知掌管封桩和不封桩钱者，决非一个机构。
司农寺当时事实上成了第二财政部，所掌管的封桩钱物数额巨大。元丰三年，宋神宗诏：“两浙路减罢耆、户长、壮丁、坊正并拨还支酬衙前度牒等钱百二十余万缗，其变市金帛，输司农寺封桩。”(89)司农寺的财政职能在元丰改制后，改隶户部右曹。
但另有所谓“朝廷封桩”，则大多来自调拨司农寺和户部右曹钱物，设元丰库。(90)元祐三年，三省奏：“朝廷封桩钱物，系备边、河防及缓急支用，元在榷货务收。乞将旧司农寺充库。”宋哲宗“诏名元丰库，别差监官”。(***)这又是在原元丰库之外，增加新库。
至于路一级机构管理封桩钱物，也并非只有提点刑狱一司，提举常平司也有此职能。熙宁七年，宋神宗诏：“户绝庄产委开封府界提点及诸路提点刑狱司提辖，限两月，召人充佃，及诸色人实封投状承买，逐司季具所卖关提举司封桩。听司农寺移用，增助诸路常平本钱。”(92)为了推行市易法，命令司农寺“岁入百万缗，于市易务封桩”。(93)元丰二年，宋神宗又规定“司农寺、市易、淤田、水利司封桩粮斛，并兑换与河北籴便司，更不计置”。(94)由此可知，掌管封桩钱物者，其实也是政出多门。元丰七年，宋神宗令提举茶场，“旧封桩及见在钱，并令交割与陕西逐路常平司封桩”。(95)宋徽宗“令京西路提点刑狱及提举常平司每岁封桩，以应诸陵及会圣官支用”，“所给钱十万缗”。(96)
转运司事实上也有封桩钱物。熙宁四年，宋神宗“诏发运司六路及京东转运司封桩茶本租税钱，易金、银、绵、绢上京”。(97)熙宁七年，宋神宗“借内藏库钱百万缗，付河北转运司封桩”。(98)这无非是在将中央的贮钱转存于地方。元丰四年，按宋神宗旨，泾原路经略安抚使司的“籴买钱”，“许权借转运司封桩钱”。(99)元丰六年，陕西转运司建议：“郊赏，望于本路所管封桩钱并铜钱监本钱内支见钱二十万缗”，但未获批准。(100)
路一级的安抚司也同样有封桩钱物。熙宁三年，宋神宗诏：“来年合赐夏国银绢，令宣抚司相度，分与四路安抚司阙用处封桩。”(101)元丰二年，宋神宗诏：“北京、澶、定州封桩粮六百七十余万石，草千七百余万束，今后如与转运司兑换，即对见在数交割。仍委安抚司专领之。”(102)
一般说来，封桩钱物是由路一级机构掌管，但具体的封桩地点，则自然是州府。熙宁七年，宋神宗“诏赐提举河北常平仓司卫州封桩粮四万九千余石，贷共城、获嘉、汲三县中等阙仓[食]户”，(103)可知卫州有提举常平司的封桩粮。翌年，宋神宗“诏北京、澶、定州封桩粮草，令三司月具已有、见阙数以闻”。(104)此三州府的“封桩粮草”应属三司财政系统，一般说来，应归转运司管辖，但从前引记载看，似属“安抚司专领”。故元丰五年，宋神宗诏：“河北都转运司借支澶州封桩军粮五万石，特除之。自今河北三州封桩军粮，如敢请借支者，依擅支封桩钱物法。”(105)元丰七年，宋神宗诏：“常平、免役、场务钱谷剩数，提举常平司立限，移于帅臣所在及边要州封桩。”(106)这是提举常平司的封桩钱物在各“边要州封桩”的实例。
在封桩钱物中，有一项特殊的窠名，就是“封桩阙额”，有“封桩禁军阙额钱”、“封桩禁军阙额钱谷”、“封桩禁军阙额请受”和“封桩禁军阙额钱帛”等名称。(107)宋神宗元丰改官制后，枢密院下属教阅房，即掌管“封桩阙额请给”。(108)此外，还设有《封桩禁军阙额请受法》。(109)封桩禁军阙额钱大致创设于宋神宗时，史称“熙宁以来，旧上供额外，所创封桩钱物，及内外封桩禁军阙额奉给等”。(110)
这是王安石变法以来，大量裁并禁军，又将被裁并者的军俸予以封桩以备用的结果。最早在熙宁十年二月，宋神宗诏：“中外禁军已有定额，三司及诸路计置请受，岁有常数，其间偶有阙额，未招拣人充填者，其请受并令封桩，毋得移用。于次年春季，具数申枢密院。”(111)宋人将此诏作为开端，“禁军阙额请给，始自熙宁十年为头封桩”。(112)实际上，按范学辉考证，王安石用保甲部份取代募兵的设想，提出“封桩禁军阙额请给”，可追溯到熙宁三年三月。(113)这与前述“始自熙宁十年为头”并不矛盾。故《朱子语类》卷128说：“只是介甫(笔者注：王安石)后来又甚。州郡禁军有阙额处，都不补，钱粮尽欲解发归朝廷，谓之封桩阙额禁军钱，系提刑司管。”(114)当宋神宗发布此诏时，王安石已于上一年罢相，但此项窠名也确与王安石大量裁并禁军有关。
元丰元年，枢密院承旨司依三司建议：“在京禁军阙额封桩请受，内钱、绢特免，其斛斗惟米可存留，自余衣赐等物并属三司应副，及小麦已无剩数，欲乞特免。勘会府界军士衣粮等，自当依外处例封桩。其小麦如阙，即令三司以细色粮充”，得到宋神宗批准。(115)这表明即使是在京禁军也同样有“阙额封桩请受”。
宋徽宗时，张舜民说：“本朝自南北通好已来，定州路兵额常及十万。尔后日见销耗，至熙宁、元丰以前，定州犹不减二、三万人。后因封桩禁军阙额钱粮，朝廷唯务封桩数多，转运司利于销兵省费，更不一切招填，因致边兵日少。即今春秋大教，尽数不及六、七千人。定州最为河北屯兵之处，尚乃如此，其它州军即可知矣。”(116)可知许多府州军都存有“封桩禁军阙额钱粮”。
南宋绍兴初，福建路转运使朱宗上奏：“本路军政败坏，主将、兵官唯务姑息，坐费廪食。欲今后禁军有阙，权住招填，其阙额钱米，别库桩管，不得他用，以备缓急支费。”得到批准。(117)但当时的情况是禁军已沦为与厢军差不多杂役兵，故“封桩禁军阙额”，已与北宋有别。然而此项窠名却一直延续下去，绍兴末年，时“诸路州军阙额请给封桩，每季起纲，纳左藏库，具数申枢密院注籍。每上、下半年，轮都、副承旨点检”。
因户部“得旨”“拘催”，户部侍郎钱端礼建请：“自今令提刑司于逐州各选职官一员，专行主管，拘籍别库桩纳，月具阙额军分人数请给则例，并桩到钱物数，申提刑司。从本司检察类聚，季具一路逐州都帐，供申枢密院并户部，参照稽考。如所委官隐漏失实，并依无额上供法科罪。”得到批准。(118)又“令成都、潼川府、夔州路宪、[漕]二司，取禁军阙额系省钱，益除戎器”。(119)当时禁军属各州军管辖，这与时为正规军的屯驻大兵不同。大致到宋孝宗时，又扩大到厢军，称“封桩厢、禁军阙额请给”。(120)宋宁宗嘉定时，“移潭、衡州禁军阙额衣粮，以召募土丁，省冗员”。(121)
宋朝特别制订“封桩钱物法”，(122)强调擅支的禁令。元丰六年三月，宋神宗“诏解盐司钱引，非朝旨擅支借者，以擅用封桩钱法论，从制置司请也”。(123)元丰七年十一月，宋神宗“诏太原府封桩二十将器甲、什物，未有官专提举，致经略司时有假借出入，宜差提点刑狱官提举。即非奉朝命支借者，依擅支封桩钱物法”。(124)元祐元年，户部建言：“籴买粮斛，除陕西、河东、河北依旧例外，余路欲乞转运司遇阙少年额，听于提刑司依常平钱元价兑籴，仍先桩拨价钱。不桩钱而辄支用，依擅支封桩钱物法。”(125)建炎二年八月诏：“行在左藏库湫隘，目今纲运令户部于江宁、平江府置库桩管，逐府通判监视，宪臣检点。擅用者依支封桩法，加等科罪。”(126)“准敕：辄支用已检校财产者，论如擅支朝廷封桩钱物法，徒二年”。(127)
南宋中期《庆元条法事类》卷31《封桩》记载了封桩钱物的详细法规，其中有《朝廷封桩钱物帐》(128)的格式如下：
某路某司(应有朝廷封桩钱物处，并用此式)
今具某年某季终某色窠名朝廷封桩钱物名件如后：
一、元准某年月日朝旨云云。(其元许封桩名目事因并续降朝旨之类。)
钱若干：前帐见在若干。今帐收若干，(无，即不开，余并依此。)若干系某年月日朝旨支降到，作某支用，系某人管押到。如有未到数目，即声说未到数目因依。若干系某处拨还到，元依是何年月日指挥，借支若干已还外，未还若干，有无拨还日限。若干何(系)收窠名钱数，仍开具有无未拘收数目因依。若干系某年月日朝旨，借竞到某路某官司窠名钱数，有无未拨到数目。余有合收钱，依前开。
谷若干：前帐见在若干。今帐收若干，系籴买等兑买到别司物数，合开逐色数目，其籴价已在支项内声说。
余物依前开。
钱若干：正支，若干系某年月日朝旨，支拨与某处，作某支用，系某人管押前去，关到某处收附，于某年、季某色帐收附讫。如收附未到，次帐立项声说。若干收籴、兑籴到别司谷，各开说籴到数目，逐色价例。若干收买到物色名件，逐色价钱，已、未买数。余有合支钱，依前开。
借支，前帐借支未还到数目，若干依某年月日朝旨，都借若干与某处，作某支用，有无拨还日限，还外，有若干未还。(余依此。)今帐借支，若干依某年月日朝旨，借与某处，作某支用，某年月日某人取拨前去，有无拨还日限。(余依此。)
余物依前开。
一、实管见在：
钱若干，若干在某州某库桩管。(余依此。)
余物依前开。
某州依前项开。
余州依此。
右件状如前，所供前项封桩钱物数目并是诣实。如有隐漏增减不实，应干官吏甘俟朝典。谨具申尚书省。谨状。
年月 日依常式。
此外，又另设《封桩禁军阙额请给帐》、《封桩禁军阙额请给审考帐册》、《仓库封桩提点刑狱钱物都历》、《封桩禁军阙额请给旁》和《封桩禁军阙额请给关状》等5份格式，(129)可知封桩禁军阙额请给与朝廷封桩钱物还是两项不同的窠名，前一项由提点刑狱司专管，后一项则由“某路某司”主管。由于以上5份封桩禁军阙额请给文件数字过多，今抄录最后一份文件格式如下：
某处某军额第几指挥(将下仍具系某路第几指挥。)
今具本指挥某年某月分额内见阙兵员若干，封桩料钱(或月粮、春冬衣赐。)
开将校、节级的实职名，长行逐等人数所请则例，以上计封桩钱(或某色谷、帛。)若干，(关本仓库者，止具所主物数，提点刑狱司状全开。)逐色下批注仓库界分。若系别州寄桩，即具述合某处寄桩，乞申牒取索收附。
右状件如前，谨具申闻。谨状。
年月 日依常式。仍准旁、帮书勘审。关仓库者，审计院随旁封付；申提点刑狱司者，送将司、兵马司会类，所辖共若干指挥，计阙若干人，都封桩到请给名数缴送。
此件表明，“封桩禁军阙额请给”分散于各州，既有“别州寄桩”“别州般到”，也可“应副别州”。(130)其中包括“将下”，即是实行将兵法后的所谓系将禁军，由各将的“将司”“会类”。至于所谓不系将禁军，即由“兵马司”“会类”。兵马司为各地兵马钤辖司、兵马都监司、兵马监押司等之简称，它们统管不系将禁军。《封桩禁军阙额请给审考帐册》规定马、步军各指挥(一指挥一般额定400或500人)的封桩禁军阙额请给的清单如下：
某指挥额管若干人，将校若干，开具逐色职名人数、合请则例。(谓每钱粮，月，逐季衣赐、赏给、朔服之类。如未系并请衣赏等季分，则不具。以后逐项将校、兵级，将兵准此。)兵级若干人，开逐色人数、合请则例。某月分阙若干人，将校若干，开逐色职名人数。兵级若干人，开逐色人数。计合封桩钱若干，物各开逐色若干。某月分阙若干人，某月分阙若干人。以上两月各依前开具。
注中的“将兵”是指系将禁军，表明是系将禁军和不系将禁军通用者。必须指出，宋军的腐败情况严重。其中之一就是“诡名虚券”。(131)“禁军逃亡”，“军校则利其每月粮食之入，往往逃亡者并不开落”。(132)“有其名而无其人，则有所谓虚券者；有其人而非其真，则有所谓诡名者。而掌兵之官又或与军校辈利其衣粮，而私有之”。(133)实际上即是有意保留军队的缺额，以便上下其手，将缺额的钱粮窃为己有。将领们“掩虚额以自丰”，(134)“虚籍之多”(135)成为普遍现象。故虽有“封桩禁军阙额请给”之制，而经腐败的过滤，须打一个颇大的折扣，贪腐的将校决不会如实上报禁军各指挥的“阙额请给”。
除封桩钱物外，还有封桩米。熙宁三年，同判司农事吕惠卿说：“今常平封桩米至五十二万石，但寄积在京仓界，惟据逐界每月具见在数申寺。”(136)南宋建炎时，宋高宗“令两浙转运司运封桩米四十万斛，赴江宁府”，以备“巡幸”。(137)岳飞赴任淮东，“奉圣旨，于湖州封桩米内支拨五千硕，应副本军起发”。(138)宋孝宗时，赵汝愚申请皇帝“特赐指挥，于沿海平江、镇江等处朝廷封桩米内，支拨和籴米十万石，付泉、福、兴化三州赈粜，内泉、福州各四万石，兴化军二万石”。(139)淮南发生旱灾，龚茂良“奏取封桩米十四万，委漕、帅振济”。(140)可知封桩米也大致起源于宋神宗时。
二、无额上供钱物
关于无额上供钱物，记载较少。据蔡幼学说：“自熙宁、元丰而始，有免役钱，有常平积剩钱，有无额上供钱。”(141)按“东南七路所收茶税钱，久来并依无额上供，应副户部支费”，“熙宁年间，岁收不下五、六十万贯，大观年，每岁约收四十余万贯”，政和元年，又由“户部郎官李仲文点检驱磨外，每岁约增收钱一十五万贯，添助户部经费”。(142)本文前引陈傅良奏：“至于元丰，则以坊场、盐、酒、香、矾、铜、锡、斗枰、披剃之类，凡十数色，合而为无额上供，迄今为额。”
《文献通考》卷23《国用考》引“止斋陈氏”，即陈傅良之说，更为具体：“元丰五年，又以上供年额外，凡琐细钱定为无额上供。谓坊场税钱，增添盐、酒钱，卖香、矾钱，卖秤斗钱，卖铜锡钱，披剃钱，封赠钱，淘寻野料钱，额外铸到钱，铜铅木脚钱，竹木税钱，误支请受钱，代支失陷赏钱，赃罚钱，户绝物帛钱。盖自系省而后有应在司，有应在司而后有封桩，有封桩而后起发。盖至熙、丰系省，初无窠名，应在司最为冗长。”此说又比本文前引更详。
《文献通考》卷17《征榷考》又引“止斋陈氏”说：“熙宁五年正月四日，令官务每升添一文，不入系省文帐，增收添酒钱始于此，则熙宁添酒钱也。崇宁二年(1103)十月八日，令官监酒务上色每升添二文，中、下一文，以其钱赡学。四年十月，量添二色酒价钱，上色升五文，次三文，以其钱赡学，则崇宁赡学添酒钱也。五年二月四日，罢赡学添酒钱。政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令诸路依山东酒价，升添二文六分，人无额上供起发，则政和添酒钱也。”此处只是介绍了增添酒钱一顶的来历。又如崇宁五年，户部状：“近契勘江、池、饶、建州钱监，各有拖欠下未铸户部无额上供钱，万数浩瀚，虽累牒逐州、铸钱司、转运、发运司等处催促，终不见补铸起发。”(143)这应是“额外铸到钱”的窠名。
《玉海》卷185《食货·绍熙会计录》也说：“绍熙三年，吏部郎陈傅良奏：‘自建隆至景德四十五年，南征北伐，未尝无事，而金银、钱帛、粮草、杂物七千一百四十八万计，在州郡不会。祥符元年三月，始奏立诸道上供岁额。熙宁新法，增额一倍。崇宁重修上供格，颁之天下，率一路之增至十数倍。熙宁有令项封桩，元丰有无额上供，迄今为额。’”(144)陈傅良所述无额上供钱物窠名，共计包括坊场税钱等16项苛捐杂税，看来统计不全，前述熙宁时的茶税钱又在他所说的15项之外，但无额上供钱物应是在原有的定额上供钱物之外。
所谓无额上供钱物，决不是随便征收，至少不是全无定额，李椿就说破真情：“既曰无额上供，而复立额。”(145)宋朝还为此专设“无额上供法”。(146)无额上供钱物的窠名繁琐细碎，固然有不便于设立定额的情况，但更重要者，是在原有的上供钱物之外，宋廷增设新的上供钱物，为表示与前者的差别，就以无额上供钱物为名。
大观三年(1109)，户部尚书吴择仁上奏说：“总诸路无额上供钱，岁百余万，名色至多，全赖检察。近诸路将应就支钱物，各指用无额上供，以其岁收不同，事目繁碎，若吏强官怠，得以侵隐。今相度欲乞本部行下泛买等，只许支拨有额钱，或不足，转运司以邻郡通支，如违，以擅支封桩钱物法施行。”(147)无额上供钱物“名色至多”，“事目繁碎”，容易被地方官吏“侵隐”，为此户部特别立法，为的是保证“岁百余万”的收入。宣和六年(1124)，尚书右丞宇文粹中奏：“祖宗之时，国计所仰，皆有实数。有额上供四百万，无额上供二百万，京师商税、店宅务、抵当所诸处杂收钱一百余万。三司以七百万之入，供一年之费，而储其余，以待不测之用。”(148)
按元丰五年改官制，撤销三司，陈傅良之说则无额上供钱物的创设正是当年，而宇文粹中说三司所掌，就包括“无额上供二百万”。因此就无法认为宇文粹中之说绝对可信。但当时王黼主持应奉司，名义上供宋徽宗私用，至少有相当比例是来自细琐的苛捐杂税或财政收入的“窠名”的截拨，其中就包括“湖、常、温、秀州无额上供钱”。(149)卢宗原任发运副使，“奉御笔，拘收东南九路经制司七色增收头子钱，桩还旧欠，无额上供、赡学、钞旁定帖钱物，充籴本”，这是作为“发运司转般籴本”，由“发运司尽数拘收”。(150)这又是将东南九路无额上供等钱物拨入经制钱的窠名。“无额上供钱”“自宣和六年为始，令转运司量州军认数依限桩发”。(151)
建炎元年，宋高宗“诏诸路无额上供钱依旧法，更不立额，自来年始”。(152)但在兵荒马乱、财政极其拮据的情势下，这条命令是不可能执行的。宋孝宗时，李椿上奏说：“既曰无额上供，而复立额，州县官兵、诸路上司未尝计度，此州所以心不服监司者也。州督财赋于县，或立帐，或挂图，或揭贴，具县之合解色目，不复问其所自出，驱督严急。县既被督，则亦巧作名色，取之于民。”(153)例如，福州“无额上供钱岁以一万五千五百六十八贯七百五十文省为额”，“并系通判厅收纳起发”，作为“岁贡”的一种窠名。(154)庆元府额定“无额上供钱三千九百九十贯文”。(155)
此外，绍兴二十五年，“时诸路上供数外，又有无额上供钱及一万贯以上，推赏有差。其后言者又乞二千贯以上，即无推赏”。(156)王之道为此上《乞罢无额上供钱减年赏札子》说，“无额上供钱增及五千贯者，守、倅减二年磨勘一事，为害不细。访闻近来所在州郡，前此无上项钱去处，守、倅利得减年之赏，往往非理划夺县道及场务常赋等钱，以充无额上供，侥冒赏典。初只缘守、倅一时幸赏，至使无额立为定额，岁岁百色诛求，侵削无所不至，而公私受弊，有不可胜言者矣”。他请求宋高宗“特罢守、倅逐岁无额上供减年之赏，仍将二十三年以后创立无额上供，并行免放，不为永额，以宽民力”。(157)但皇帝当然不会听从。
绍兴二十八年，宋高宗只是“诏自今诸州知、通拘收无额上供钱，并俟任满日，方许陈乞推赏”。时“常州起无额钱万余缗，而有未起折帛钱九万五千余缗。江、婺州亦如其数。权户部侍郎徐林论其移易官钱以希赏，故条约之”。(158)这是用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蒙骗宋廷。南宋官员“趁办经、总制钱、无额上供、酒税、茶息钱”都设“赏格”。(159)“监司、知州无额上供者赏”，宋孝宗说：“祖宗时，取于民止二税而已。今有和买及经、总制等钱，又有无额上供钱，既无名额，则是白取于民也。又立赏以诱之，使之多取于民。朕诚不忍也，可悉删去。”(160)话虽如此，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南宋《庆元条法事类》记录了不少无额上供的条法，如卷30《上供》载有各州《无额上供钱物状》的格式：
今具本州辖下仓库供到某年某季无额上供钱物如后：
旧管，钱若干，物若干，
今收，钱若干，某色若干，余色准此，
余物依钱。
支，(无支，亦声说)钱若干：若干兑便支用；(具事因，内支还便钱，仍具准某年月日，某处某字号公据，支过客某姓名便钱。)若干起发；(具元管押人姓名，所押钱数，附在京某库，某年月帐收。或勾收未到，亦略具见根催行遣次第。)若干团并起发；(具某年月日，差某人管押，赴某州团并。)若干截留借兑支用。(具某年月日，某处指挥，或某处直行支使事因。)余物依此。
见在，钱若干，余物依钱。
审磨依常式。
右件状如前，所供是实，如有隐落不实，甘俟朝典。谨具申某处。谨状。
年月 日依常式
仓库每季申州，仿此。其仓库收到钱物，后来般送折会，赴别会再收者，后来收处更不作收数供申。(如酒务收到添酒钱，般送折会，赴军资库再收，只以酒务元收作数，其军资库更不作收数之类。余准此。)
陈傅良综述宋朝杂税，称“其他杂物，熙宁则有令项封桩，元丰则有无额上供，宣和之经制，绍兴之总制、月桩，皆至今为额，而折帛、和买之类不预焉”。(161)宋代财政收入项目或名目之专款、税目等，常称“窠名”，淳熙《三山志》卷17《岁收》中就开列“系省窠名钱”。《要录》载知临安府钱端礼奏：“望自三月以后，截拨上供窠名，尽数当官支还。”(162)《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于是首增头子钱为三十文，其十五文充经制窠名，七文充总制窠名。”(163)
因此，本文所述的系省和不系省钱物，封桩和不封桩钱物，以及无额上供钱物，还有经制钱、总制钱、月桩钱等，都同属“窠名”。“诸路月桩各有窠名，其后多为漕司占留，遂不免敷民”，(164)则是指月桩钱的名目下还有各种小“窠名”。例如南宋洪州都酒务所管4项窠名钱，“日逐收到一分经制司钱、六分无额上供钱、一分提刑司经制钱、经制司量添糟钱四项窠名。见今日逐解赴司法厅月桩库交纳”。(165)其中既有无额上供钱，又有3项经制钱。此类窠名之下，另有小窠名的杂乱情况，有许多地区差别。
宋朝中央财政开支不断增大，为弥补赤字，就不断以各种名目搜刮民财，并不断将地方财物划归中央，如不系省钱物、封桩和不封桩钱物、无额上供钱物，还有经制钱、总制钱、月桩钱等，都相类似。此类“窠名”下的各种小“窠名”，或是原地方赋税的增收和划拨，或是连税名也无，“既无名额”，“白取于民”。故宋朝财政“窠名”和税目之苛细繁琐，并且有许多各地五花八门的“窠名”和税目，且不说是今人，就是宋朝官员也难悉其详。此种特点，是今人了解宋朝财政史，须要注意者。
笔者曾说：“人们谈论宋朝苛重的赋税，常引用朱熹的话：‘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这其实是不够的，因为宋朝还创造了不少自古未有的刻剥之法。宋代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为宋朝的赋税收入，提供了较前代大为雄厚的物质基础；然而宋朝赋税的增长，又超过了生产的增长。宋时的苛捐杂税，特别是地区性的苛捐杂税之多，简直不可胜数，即使是当时的官员，也无法进行哪怕是较全面的、较完整的统计。”(166)本文的论述，就是从财政收入和专款“窠名”的角度，提供“宋时的苛捐杂税，特别是地区性的苛捐杂税之多，简直不可胜数”的一个侧面。
①[清]徐松等辑：《宋会要辑稿》(以下简称《宋会要》)礼25之20—21，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964页。
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8—50页。
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70—278页。
④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41—244页。
⑤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531—556页。
⑥《宋会要》兵22之15，第7151页。
⑦《宋会要》职官41之25，第3179页。
⑧《宋会要》食货64之50，第6124页。
⑨《宋会要》食货64之79，第6139页。
⑩《宋会要》食货63之8，第5990页。
(11)[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25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384—3385页；[宋]陈傅良：《止斋先生文集》卷20《吏部员外郎初对札子第二》，《四部从刊》本。
(12)《册府元龟》卷135《愍征役》，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1633页。
(13)[宋]王溥：《五代会要》卷27《诸色料钱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35页；《册府元龟》卷508《俸禄第四》，第6096页。
(14)王溥：《五代会要》卷25《帐籍》，第309页；《册府元龟》卷636《考课第二》，第7636页。
(15)王溥：《五代会要》卷27《盐铁杂条下》，第327页。
(16)《册府元龟》卷65《发号令第四》，第730页。
(17)《册府元龟》卷95《赦宥第十四》，第1137页。
(18)《册府元龟》卷118《亲征第三》，第1413页。
(19)《册府元龟》卷488《赋税第二》，第5841页。
(20)《册府元龟》卷160《革弊第二》，第1937页；《旧五代史》卷112《周太祖纪》，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729页。
(21)京都中文出版社影印本，第86页。此说又见《宋会要》食货56之58，第5801页。
(22)《新唐书》卷52《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359页。
(23)[宋]王溥：《唐会要》卷83《租税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528页。
(24)《宋史》卷168《职官志》，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003页。
(25)[宋]李攸：《宋朝事实》卷9《官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0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7页。
(26)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710页。另据[宋]袁说友编《成都文类》卷23《比较图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4册，第560页。
(27)《宋代财政史》，第242页。
(28)[宋]孔传：《东家杂记》卷上，《全宋笔记》第3编第10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219、221页。
(29)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258，第3377页。
(30)《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27，淳熙十二年十一月辛丑，《宋史资料萃编》第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2181页。
(31)《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第49页。
(32)《文献通考》卷23《国用考》，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93页。《玉海》卷186《食货·理财》“宋朝三司使淳化总计使熙宁会计司”(台北：大化书局1977年影印本，第3509页)载有具体月日。
(3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22，太平国兴国六年九月己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第1***页。
(34)《宋会要》刑法6之55，第6721页。
(35)《长编》卷159，庆历六年十一月丁丑朔，第1470页。
(36)[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全宋笔记》第2编第10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243页。
(37)《长编》卷293，元丰元年十月甲寅，第2757页。
(38)《长编》卷294，元丰元年十一月甲午，第2765页。
(39)《长编》卷468，元祐六年十一月辛亥，第4382页。
(40)《长编》卷470，元祐七年二月丁卯，第4402页。
(41)《长编》卷511，元符二年六月乙亥，第4774页。
(42)[宋]毛滂：《东堂集》卷9《湖州武康县学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3册，第801页。
(43)[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卷113，绍兴七年八月丁未，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116页。
(44)《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24，隆兴二年二月丁丑，《宋史资料萃编》第2辑，第1880页。
(45)《宋会要》职官70之34，第3961页。
(46)《要录》卷171，绍兴二十六年正月乙丑，第3261页。
(47)《要录》卷174，绍兴二十六年八月乙酉，第3330页。
(48)《宋会要》蕃夷4之45—46，第7736页。
(49)《要录》卷179，绍兴二十八年正月壬申，第3422页。
(50)《宋会要》方域18之2，第7610页。
(51)《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25，乾道四年八月癸丑，《宋史资料萃编》第2辑，第1941页。
(52)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217，第2853页。
(53)《宋会要》崇儒1之40，第2182页。
(54)《朱文公文集》卷19《乞潭州谯王等庙额状》，《四部丛刊》本。
(55)《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31，绍定元年八月壬申，《宋史资料萃编》第2辑，第2161页。
(56)《长编》卷287，元丰元年闰正月戊寅，第2709页。
(57)《长编》卷394，元祐二年正月辛酉，第3719页。
(58)《要录》卷81，绍兴四年十月癸卯，第1543页。
(59)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109“陈傅良奏”，第1457页。
(60)[宋]陈靖：《上太宗乞从京东西起首劝课》，[宋]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105《财赋门·劝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125页。
(61)[宋]张守：《毘陵集》卷5《又论军期科率札子》，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7册，第730页。
(62)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253，第3320页。
(63)《长编》卷188，嘉祐三年十月甲辰，第1730页。
(64)《长编》卷2***，元丰元年八月癸亥，第2746页。
(65)《长编》卷441，元祐五年四月戊午，第4151页。
(66)《长编》卷449，元祐五年十月庚戌，第4223页。
(67)《长编》卷501，元符元年八月己丑，第4689页。
(68)淳熙《三山志》卷9《诸县庙学》，《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871页。《宋会要》崇儒2之7—8(第2190页)记载更详。
(69)《范文正公***奏议下·再奏雪张亢》，《四部丛刊》本。
(70)《范文正公***奏议下·奏葛宗古》，《四部丛刊》本。
(71)[宋]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25《分析公使钱状》，《四部丛刊》本。
(72)《庆元条法事类》卷16《文书》，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46页。
(73)[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5《总制钱》，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18页；《庆元条法事类》卷30《经总制》，第464页。
(74)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272，第3552页。
(75)《朱文公文集》卷18《按唐仲友第三状》，《四部丛刊》本。
(76)《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25，乾道八年八月庚子，《宋史资料萃编》第2辑，第2001页。
(77)《山堂群书考索》后集卷63，第921页。《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5《月桩钱》，第322页；《止斋先生文集》卷19《赴桂阳军拟奏事札子第二》(《四部丛刊》本)也有相似记载。
(78)淳熙《三山志》卷17《财赋》，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84册，第264页。《宋元方志丛刊》本(第7925页)只载总数，无细目。
(79)嘉定《赤城志》卷16《财赋》，《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414页。
(80)《长编》卷6，乾德三年三月，第58页；卷19，太平兴国三年十月乙亥，第166页。
(81)《文献通考》卷24《国用考》，第717页。
(82)《止斋先生文集》卷19《赴桂阳军拟奏事札子第二》；卷20《吏部员外郎初对札子第二》，《四部丛刊》本。
(83)《长编》卷169，皇祐二年八月癸亥，第1551页。
(84)《长编》卷209，治平四年三月丁卯，第1942页。
(85)参见王晓龙《宋代提点刑狱司制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49—351页。
(86)《长编》卷283，熙宁十年六月己亥，第2670页。
(87)《长编》卷292，元丰元年九月丁亥，第2751页。
(88)《长编》卷296，元丰二年二月丙辰，第2781页。
(89)《长编》卷303，元丰三年四月丙申，第3871页。
(90)《宋会要》食货52之14，第5706页。
(***)《长编》卷409，元祐三年三月乙丑，第2845页。
(92)《宋会要》食货61之60—61，第5903、5904页；《长编》卷251熙宁七年三月己未，第2360页。
(93)《宋会要》职官26之13，第2926页。
(94)《宋会要》职官44之36，第3381页。
(95)《长编》卷350，元丰七年十一月丁巳，第3239页。
(96)《宋会要》礼13之6，第576页。
(97)《长编》卷219，熙宁四年正月己酉，第2040页。
(98)《长编》卷256，熙宁七年九月庚戌，第2407页。
(99)《长编》卷311，元丰四年正月辛丑，第2***0页。
(100)《宋会要》礼25之16，第962页。
(101)《长编》卷217，熙宁三年十一月戊申，第2023页。
(102)《长编》卷296，元丰二年正月癸酉，第2774页。
(103)《长编》卷254，熙宁七年六月丁卯朔，第2388页。
(104)《长编》卷262，熙宁八年四月己丑，第2468页。
(105)《长编》卷328，元丰五年七月戊申，第3057页。
(106)《长编》卷350，元丰七年十二月辛巳，第3242页。
(107)《长编》卷322，元丰五年正月丙午，第3003页；《宋会要》食货64之71—72，第6135页。
(108)《宋史》卷162《职官志》，第3798页。
(109)《长编》卷492，绍圣四年十月戊子，第45***页。
(110)《文献通考》卷24《国用考》，第705页。
(111)《长编》卷280，熙宁十年二月甲申，第2644页；《宋会要》食货64之70，第6134页。
(112)《宋会要》食货64之73，第6136页。
(113)《宋代三衙管军制度研究》，第535—536页。
(114)《朱子语类》卷128，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82页。
(115)《长编》卷295，元丰元年十二月甲辰，第2768页；《宋会要》食货64之70，第6134页。
(116)[宋]张舜民：《上徽宗论河北备边五事》，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140《边防门·辽夏十二》，第1586页。
(117)《宋会要》食货64之74，第6136页。
(118)《宋会要》食货64之76—77，第6137页。
(119)《要录》卷199，绍兴三十二年四月甲戌，第3***6页。
(120)《宋会要》食货64之77，第6138页；《庆元条法事类》卷31《封桩》，第4***页。
(121)《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87《宝章阁学士通议大夫致仕赠宣奉大夫曹公墓志铭》，《四部丛刊》本。关于封桩禁军阙额钱、谷、帛等，本文只是从财政窠名的角度，作些介绍，至于其对宋朝军事的影响及其他，详见范学辉《宋代三衙管军制度研究》，第531—564页。
(122)《长编》卷305，元丰三年六月乙卯，第2866页。
(123)《长编》卷334，元丰六年三月壬辰，第3105页。
(124)《长编》卷350，元丰七年十一月癸亥，第3239页。
(125)《长编》卷3***，元祐元年十一月戊午，第3687页。
(126)《要录》卷17，建炎二年八月戊午，第403页。
(127)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名公书判清明集》卷8《侵用已检校财产论如擅支朝廷封桩物法》，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81页；《庆元条法事类》卷30《上供·旁照法》引《厩库敕》，第449页。
(128)第481页。
(129)分别参见《庆元条法事类》卷31《封桩》，第483、487—490页。
(130)《庆元条法事类》卷31《封桩·封桩禁军阙额请给帐》，第484、486页。
(131)《宋史》卷377《季陵传》，第11649页。
(132)《宋会要》刑法7之26，第6746页。
(133)《宋会要》职官32之34，第3022页。
(134)《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15《论州郡削弱之弊》，《四部丛刊》本。
(135)[宋]袁燮：《絜斋集》卷7《边防质言论十事·论军法》，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7册，第31页。
(136)《长编》卷215，熙宁三年九月戊子朔，第2003页。
(137)《要录》卷22，建炎三年四月丙寅，第553页。
(138)[宋]岳珂：《鄂国金佗稡编》卷10《乞催湖州赐米奏》，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922页。
(139)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247，第3243页。
(140)《宋史》卷385《龚茂良传》，第11844页。
(141)《宋史》卷434《蔡幼学传》，第12897页。
(142)《宋会要》食货56之2—3，第5774页。
(143)《山堂群书考索》后集卷60引《长编》，第900页。
(144)第3500页。
(145)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108，第1448页。
(146)《宋会要》职官44之15—17，第3372页。
(147)《宋会要》食货51之36，第5692页。
(148)《宋史》卷179《食货志》，第4363页。原作尚书左丞，此处据[宋]徐自明撰，王瑞来校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卷12(第805页)，[宋]李
著，燕永成校正《皇宋十朝纲要校正》(《中国史学基本典籍丛刊》，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卷15(第406页)、卷19(第554页)以及《宋史》卷212《宰辅年表》(第5530页)而改。
(149)《宋会要》职官4之34，第2453页。
(150)《宋会要》职官42之28，第3248页；食货35之3—5，第5409页。
(151)《宋会要》职官43之11，第3279页。
(152)《要录》卷10，建炎元年十一月己丑，第272页。
(153)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108，第1448页。
(154)淳熙《三山志》卷17《财赋》，第7926页。
(155)宝庆《四明志》卷6《叙赋下》，《宋元方志丛刊》，第5064页。
(156)[宋]林駧：《古今源流至论》续集卷3《赋税》，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42册，第393页。
(157)[宋]王之道：《相山集》卷21，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3册，第685页。
(158)《要录》卷179，绍兴二十八年三月乙酉，第2431页。
(159)《宋会要》选举31之9，第4728页。
(160)《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26，淳熙六年九月丁卯，《宋史资料萃编》第2辑，第2098页；《宋史》卷200《刑法志》，第4994页。
(161)[宋]楼钥：《攻媿集》卷95《宝谟阁待制赠通议大夫陈公神道碑》，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3册，第474页。
(162)《要录》卷184，绍兴三十年三月辛巳，第3564页。
(163)《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5《总制钱》，第318页。
(164)[宋]熊克：《中兴小纪》卷26，绍兴九年二月甲子，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8页。
(165)[宋]李纲：《梁溪全集》卷105《申省乞留四色钱数应副洪州起发岳少保大军支用状》，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997—998页。
(166)王曾瑜：《宋朝的两税》，氏著：《锱铢编》，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