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谣（中国民谣的起源）
2002年，野孩子乐队需要一些乐队的照片，在一个下午喊来安娜拍摄。 （安娜伊思·马田(Anais Martane)/图）
北京三里屯南街，短暂地存在过一家叫做“河”的酒吧。这个酒吧是野孩子乐队(以下简称“野孩子”)在2001年开的。主唱张佺小时候生活过的很多地方都有或大或小的河流，他觉得民间音乐也像是一条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的河。
酒吧开业那天，“野孩子”唱了首《黄河谣》：“黄河的水不停地流，流过了家流过了兰州，月亮照在铁桥上，我就对着黄河唱……”
十九年后，在一档网络音乐综艺节目中，“野孩子”在酷炫的声光舞台上再次清唱起这首曾经摄人心魄的歌，并留下了一句“真正的民谣是流传，不是流行”。
刘烨妻子、摄影师安娜伊思·马田是那里的常客，在她的镜头里，酒吧门面低矮，搭着两块简单的中英文牌子，木门上会贴出要演出的信息。“野孩子”、张玮玮和郭龙、万晓利、小河等一批民谣歌手相逢于此。
民谣歌手周云蓬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河”更像一个符号，那时做乐队的，如果没上过“河”的舞台，都不好意思见人。万晓利和小河是那里的常客，每周三从天通苑出发坐很久的公交车到“河”唱歌。
1990年末，北京酒吧的普遍情形是，台上的人演唱，台下的人喝酒、摇骰子，甚至拿出钱来点歌，多是一些港台流行歌曲。音乐制作人臧鸿飞举过一个例子，有时演着演着，底下听歌的大哥可能从手包里掏出一千块钱，“来，给我唱一个《至少还有你》！”
“河”没有点歌业务，歌手可以唱自己的歌曲，观众不允许摇骰子，只能专心听歌、喝酒。
“演唱自由，演奏自由，观众也很自由。自由的反面其实也是无依无靠，没人管，或者因为没人管才自由。”周云蓬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国内最早做蓝调音乐的杭天，曾多次经过三里屯南街，但一直没进去过，他认为方言民谣并不符合他理想中“鲍勃·迪伦式”民谣的标准。
21世纪初，广州空山乐队主唱蒋明去北京，特地去了“河”。酒吧里异常简陋，他坐在板凳上，冷风不时从木门的缝隙里吹进来。蒋明看着在狭窄舞台上演出的“野孩子”，恍然觉得一切都像某种隐喻——来自民间的歌手，在一座漏风的房子里唱着自己的歌，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变成什么样。
2003年，“河”在SARS疫情期间关门。一年后，“野孩子”的重要成员小索离世，乐队不得不暂时解散。小索走后几天，大家做了一场演出，唱着小索的歌。安娜伊思为每个人拍照，结果拍的胶卷中有一半没有影像。安娜伊思说：小索，你是不是把这些人、这些照片都留给自己了？
最初的民谣歌手从此各奔东西，自谋出路。2011年6月，“河”成立十周年时，纪念演出选在了北京的麻雀瓦舍，几个月后重组的“野孩子”宣布回归。麻雀瓦舍于2015年停业，包括马頔、尧十三等人在内的一批80后民谣歌手都曾在此演出。
张佺写下了《河酒吧十年祭》：“从河酒吧创立到现在，十年已经过去，河水携带着种子默默流过干渴的河床，从不向高处。”
郭小寒参与了那次纪念活动的制作和策划，她与张玮玮一起梳理这段民谣历史时，逐渐意识到，这样一群人在“河”出现、以及他们未来的生活轨迹，对中国民谣的意义。
“民谣不是工业化的产物，而是自然生长出来的——异乡人被音乐感召，来北京圆梦，从酒吧翻唱开始逐渐有了‘唱自己的歌’的意识。”郭小寒在《沙沙生长：中国当代民谣走唱录》里写道，“他们在城市角落里辗转流离，试图找到一个出口，然后河酒吧出现，让异乡人有了精神归宿和狂欢的地方，大家聚在一起，真切地表达着自己也体验着对方，生长出日后的无限可能。”
纪念演出后，郭小寒担任过“野孩子”、周云蓬、万晓利等人的经纪人，与他们一起巡演、走唱，被业内人士称为“民谣经纪人”。“沙沙生长”的灵感来自吴吞的《喀什的天空》，意为民谣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
“中国民谣是从校园到江湖再到互联网就是三个不同的介质，不同的场里面有不同的人，场景也在塑造他们的某种特质。”郭小寒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按照80后民谣歌手陈鸿宇的说法，如今豆瓣、网易云音乐、微博等网络社区也成了他们的“河”。
“就像孩子的纯真”周云蓬坐在中央民族大学附近新疆街的路边，第一次听到万晓利唱《狐狸》。万晓利唱道：“我是一只狐狸，我住在了森林里”。
这首歌收录在了万晓利2002年在“河”现场录制的专辑《走过来 走过去》中。小河的《飞得高的鸟不落在跑不快的牛背上》也是同一年在“河”现场录的，歌里唱道：“别轻易倒下，你是一面旗帜，别祈祷神，你是一面旗帜……”
野孩子乐队成员郭龙第一次听到小河的音乐，惊叹世界上还有这样的音乐。“这么好听，但是又奇怪，和你的审美、受到的教育完全不一样。”
郭小寒形容“野孩子”、万晓利等人的生活是“波西米亚式的，有英雄主义在里面”。“非常有人味，能感受到人的情感、困惑、挣扎或者向往，与之相反的，就是现在的产品味或者塑料味。”郭小寒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郭龙形容当时的民谣歌手，就是一群生活在城市边缘的人，自娱自乐，没有赚钱的压力和烦恼。“每天在喝酒，玩得特别开心，但是一出酒吧，就很茫然，没有方向，也不知道自己做这些事情有什么意义，但又没有别的可以做。”
“（那时）去北京的文艺青年才叫北漂，现在没有这个词了，去北京工作不叫北漂了。北漂的意思就是没有正式工作，我们是去搞文艺的，画画或者搞乐队，抱着两箱方便面就去了，那才叫北漂。”郭龙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彼时，只有北京有民谣的市场。在“河”，仅仅是有人捧场，这点对乐手来说就足够有吸引力了。70后民谣歌手钟立风回忆，当年在酒吧唱歌，经常来看演出的是画家、诗人和大学生，他们的参与一定程度上丰富了音乐的面貌。画家、诗人还经常邀请钟立风参加诗会和画展。
“那时，民谣没有什么商业价值，没公司愿意包装，造成了一种被动的自由感，就像孩子的纯真。”周云蓬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张玮玮认为，他和他的同代人成长于一个特殊时期：比他们年纪大的人，无法随意四处流动；比他们更年轻的一代人，则是更城市化的一代人。1980年代很浪漫，每个人都充满了梦想；21世纪以后又很现实，所有的年轻人都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
“我们从父母的那种生活里跳了出来，但下一步该跳到哪里是不知道的。21世纪初，我们到北京，不是去当文化人的，也不是去当诗人、音乐家的，我们自己都分不清自己的身份，在大部分人眼里，我们就是盲流。”张玮玮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05年，一位民谣歌手坐在小酒吧里独自弹琴唱歌，昏暗的灯光下，郭小寒想看看那个闪光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她看到了平凡日子里的感性和诗性。
“不仅是诗性的表达，还有诗性的生活，不一定是每天醉倒在街头，而是炖土豆、晒被子、爬台阶、挑水、种菜、洗碗。”郭小寒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张玮玮在自己最负盛名的作品《米店》中唱道：“三月的烟雨飘摇的南方，你坐在你空空的米店，你一手拿着苹果一手拿着命运……”
但无论走得多远，最打动张玮玮的，仍然是张楚《赵小姐》这样的歌——“赵小姐姓赵，是赵钱孙李的赵……她有一份不长久的工作，钱不少她也不会去做到老。”
“歌词里没有诗和远方，没有那些涂脂抹粉的高高在上的东西，它关乎每个真的生活在你身边的人，你喜欢过的一个姑娘，你的姐姐，你的妈妈年轻时候的样子，你的女儿未来的样子……”张玮玮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很多年后，郭小寒再次拿出来万晓利《北方的北方》来听，她形容就像从时间的沙子里挖出来的一个贝壳，里面蓄满了青春和梦的记忆。
“有时比摇滚更直接”张玮玮曾在西安音乐学院学单簧管，来宿舍借住的摇滚歌手改变了他。那位歌手很酷，“骨瘦如柴，穿着军大衣，背着一把吉他，发黄开叉的头发遮住了他疯狂的眼神”。2000年初，在北京郊区破旧的小平房里，张玮玮也变得骨瘦如柴，留着发黄开叉的头发——这样离他心目中的摇滚主唱形象更近了。
后来，张佺和小索找来，问他会不会手风琴，张玮玮说“会啊”，但实际根本不会。拉了手风琴之后，成为摇滚主唱的热望才慢慢平息。
1999年，小河担任主唱的摇滚乐队美好药店成立。乐队做拼盘演出，现场只听得见乐器声，却听不见主唱的声音。民谣给了观众听清歌词的可能。但小河认为，那时的民谣其实具有摇滚精神。
低苦艾乐队主唱刘堃总结那一代民谣歌手的气质是“硬”，他们是最早一批听欧美硬摇滚成长起来的人。
刘堃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从鲍勃迪伦时代的民谣开始，民谣一直都与社会有关系，面对不公平的环境，保持反叛，这与摇滚有着精神上的相似。“真正的民谣应该与这些精神站在一起，可能有时比摇滚更直接，我认为是一种责任。”
2006年，当时的北京太合麦田总经理宋柯听完王梵瑞的《青春》说，“像是时间打在我身上，收敛一点。”
蒋明认为，新世纪出现的新民谣实际上接棒了地下摇滚的功能，每一位民谣音乐人都有一个摇滚梦。即便是21世纪初成长起来的民谣歌手，仍然摆脱不了摇滚的影响。钟立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相比校园民谣歌手，窦唯、张楚等人真正唤醒了他们。
在小河的记忆中，2000年之后，一种新的音乐风格变得越来越清晰，它区别于校园民谣，又不同于摇滚乐，它关注到本土文化，吟唱自己的土地。
郭龙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时大家认为“野孩子”是一支带点民间元素的摇滚乐队，甚至没有民谣这个说法，直到其解散。2006年，小河、万晓利为代表的民谣歌手开始接棒20世纪风靡一时的校园民谣。
王梵瑞认为，"河"开创了民谣的落地本质，校园民谣、校园诗人的浪漫幻想并不落地。
2006年，在北京798举办的新民谣运动音乐节上，万晓利认识了老狼，把自己在家中录制的CD《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拿给了他。老狼一开始以为是酒吧里的口水歌，便搁置在一旁。几个月后的某个晚上第一次听，连续听了几遍，发现睡不着了。
后来，郭小寒与老狼有过一次关于民谣的深入交流，郭小寒问他如何看现在的民谣，老狼告诉她，现在的民谣比当年更完整、更健全、更显出个性。
蒋明总结，这代人差不多用了十多年时间，才有了属于这一代的民谣，它与当年的校园民谣已经没有关系，它是一种真正来自生活甚至生命的歌唱形式。
河酒吧演出之后，张玮玮(右)、郭龙(左)等人来到隔壁的一个小餐馆聚会。 （安娜伊思·马田(Anais Martane)/图）
“做一个合格的民谣歌手”2020年，张佺又去了丽江。2006至2007年，他在丽江生活了一段时间，张佺想起当时独自弹冬不拉演出的情景，那是他的低谷。后来，张玮玮和郭龙去大理找他，三人租了一个院子，每天下午两点排练。
郭龙回忆，他们离开北京时，音乐的范畴越来越窄，圈子越来越小，圈子之间也不互相来往。他怀念“河”的日子，大家一起喝酒，不分流行、民谣或摇滚，音乐好坏是唯一的标准。城市变得更加光鲜了，热腾腾的生活却一点点消逝，包括798在内，很多热土消散了。
2011年10月31日，“野孩子”重组，参加了西湖国际音乐节。“重组对我来说，是一种生活的开始。”张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重组后的“野孩子”后来又经历了人员变更，张玮玮离开了。张佺说，“我们也希望一直不会变，一直是一群人，但生活不是这样的。”
2012年，王梵瑞参加了名为“民谣在路上”的全国巡演，整个活动持续一年多。包括老狼、朴树、周云蓬、万晓利在内的很多民
谣歌手都加入。王梵瑞在一年的时间坐着火车，辗转各地，四处演出，上千人的演出剧场，每一场都是爆满的。
有一次去三亚演出，山人乐队贝斯手艾勇感叹，“我们像是音乐民工”，王梵瑞回答，“可不是嘛，我们背着大包小包的乐器进火车站，跟民工一模一样地排队，一站接一站地演。”
十几年里，王梵瑞的同代人里，离场的越来越多。他们还没有被市场看到，新的民谣歌手已经出现了。
有一天，马頔给王梵瑞发了一个短视频。视频里，马頔的一个朋友正在唱王梵瑞的歌，并说，“王老师我听你歌的时候才15岁”，王梵瑞回了一句“你大爷啊！”“你看他们特别有意思，他们真诚和搞笑，有一刻会觉得，我还真的变老了”。
2000年，张玮玮第一次参加“野孩子”的演出是在工体对面的酒吧，唱的是澳大利亚歌曲《死之舞》，演出的时候紧张得两眼发白，反应过来后，演出也结束了。
他记得，2008年之前，民谣都是一个很小的圈子，之后每一年，演出人数从几百人上涨到几千人，演出场地也变得越来越大，他们的名字和作品也开始被大众频繁地提及。2015年10月，“野孩子”成立20周年后，终于走进了工人体育馆——同年，成立五年的好妹妹乐队也在工人体育馆开唱。
17岁时，张玮玮读到王朔的小说，里面有一句话像鞭子一样时刻提醒着他——将来不要变成你自己想抽的那个人。直到现在，张玮玮有时还会问自己：17岁的我见到现在的样子，会不会想抽自己？答案有时是不会，有时是会。“如果你不问自己了，很快就会变成一团肉泥”。
他19岁开始演出时，地下摇滚圈还流行一句话“跟丫死磕”。磕到四十多岁，他在台上忽然感受不到激动和紧张了，有时甚至因为唱得过于熟练，会在台上走神。他想了很多，继续干是为了什么？——“做一个合格的民谣歌手”。
之前，每到一个地方，小河只关心演出和喝酒，唱完便忘了与那个地方有关的一切。2010年，小河从两米高的舞台上模仿工人跳楼，抱着吉他一跃而下，双脚当场骨折。那次事件后，小河的很多想法都改变了。
“我一直都以为自己还是小众的，而且现在觉得当小众挺好的。”小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我该怎么歌唱，怎么跟上变化？”2012年冬天，郭小寒收到一位知名民谣歌手的微博私信，大意是启动一个小号，想要郭小寒关注一下。郭小寒在那一刻突然意识到：世界开始分裂在桥的两岸，我们需要密码来交流了。
“我意识到大家已经在网上交流了，网络已经覆盖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了，音乐人应该怎么去表达自己？”郭小寒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张玮玮感慨，每一个城市都突然变大了20倍，出现了那么多新的东西。“你怎么去解释这些东西，怎么和它联系在一起？”
张玮玮在福州爬山，发现十年前从山上望去，是一大片村庄农田，远处的福州城面积不大，但现在变成了高速公路、小区、会展中心，高楼大厦充斥眼前。“我该怎么歌唱，怎么跟上变化？东西太多了，需要一个消化的过程。”
“校园民谣把民谣带到了与主流音乐一样流行的境地，我们把民谣非常结实、有力量的东西做出来了，但真正让民谣家喻户晓、红遍大江南北的，还是新一代民谣人。”小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我们没有把民谣弄得特别流行，我们的歌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一个特别火的。哪怕像玮玮的《米店》那么好听，也没有像《董小姐》一样火。”小河第一次去看马頔的演出，当时人多得都挤不进去了，“真棒啊！”
高三时，马頔听到了万晓利等人的音乐，觉得那是一种从来没有听过的表现方式。马頔学吉他横按，用了一首万晓利的《鸟语》，这是他的音乐启蒙。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最火的东西，1980年代的迪斯科，1990年代的流行歌曲，2010年代可能是民谣，可能之后又是别的东西，我们是被选择的，我们只能选择自己在做什么音乐。”马頔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11年，“麻油叶”在豆瓣上成立，聚集了一批新的年轻的民谣歌手，这是属于马頔等人在互联网时代的“河”。成立的原因一如当年的河酒吧那样，“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
尧十三是“麻油叶”的一员。2010年，还在读大学的尧十三一边喝啤酒一边在网上观看万晓利等人在麻雀瓦舍的现场演出视频。第一次去北京后，尧十三和马頔等人建立了QQ群。在北京的江湖酒吧，尧十三和“麻油叶”的朋友们开始了北京的演出。
“我是一个小镇上成长起来的青年，后来去武汉念大学，当年去北京的时候好像还没有拿到毕业证，所以面对的是一个更巨大、更繁华的城市。”尧十三如此叙述自己的经历。
2016年做完第一场巡演以后，尧十三与北京有了更深的接触。后来，他不想在一个地方待太久，他选择从北京离开，回到了故乡贵州，之后又在成都和大理生活了一段时间。
陈鸿宇的“河”则是在众乐纪——一个互联网上的民谣音乐组织。陈鸿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上一代民谣人对他的影响更像是民谣流派的形式存在，知道有这样一群人和这样一些作品，他则在流行音乐、重摇滚中接受熏陶。
陈鸿宇的脑海里有一个“河”的图景，特别小的破破烂烂的屋子，几个人在后台喝醉了，在所有人触手可及的地方，唱几首歌，那场景也挺美的。只不过这个时代换成了线上而已。“如果说再现一个线下的河酒吧，我也很期待看到这样的场景，如果要是有这一天的话，我会愿意第一个进去来一杯。”
“他们的歌更像是中国的唱诗，看他们的歌词会有意无意地想起很多诗人的影子，或者诗歌的影子。”陈鸿宇总结，“诗歌在记录什么，他们就在记录什么，用更加美的、诗意的方式表达自己、进入时代。”
陈鸿宇也意识到，这些文化的内核正被新的消费主义潮流替代。他对民谣的边界显然更加包容，甚至也开始怀疑，某种意义上，《老鼠爱大米》会不会也是一种民谣？歌声响起的时候，会让人想起那个时代的样貌。
2019年，张玮玮应陈鸿宇之邀，住进了位于呼伦贝尔草原北部的一个黑色混凝土房“众方纪”。2000年，张玮玮曾到过海拉尔，想买一把俄罗斯手风琴，但未果。“二十年后，再次来到这个地方，他想或者承认这是一种轮回，一个开始和结尾。”陈鸿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体验结束后，张玮玮回到海拉尔***，给陈鸿宇发信息：什么都会让你烦恼，干燥的午后，苍蝇在飞，风声在窗外呼啸。一切都没有改变，我们还是纷乱的人类，并不是手机让我们纷乱，手机只是迎合了我们的纷乱。
2018年，摄影师严明为小河专辑《回响》拍摄的照片。 （受访者供图/图）
“‘真诚’一点”拇指姑娘乐团成员子芙年轻时和李志在南京玩摇滚，共同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创作方向完全不同。许多年来，他过着一种按部就班的日子，唱自己的生活和思考。他还是喜欢万晓利《狐狸》这样的作品。“民谣无论是先锋的还是人文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真诚’一点”。
他发现，现在几个和弦写出来就是一首歌，大家都在用这些和弦的套路，“但越是这样的东西越容易火，这个事太奇怪了，太苦恼了！”
小河说，新民谣到现在也没有更健康地发展，有些人要民谣变得很流行，就像流行音乐一样。那些能够根植于自己的土地、挖掘真正的生活，与社会生活有关的民谣作品，反而不多了。
“最重要的是，玩音乐的时候，他真的是无比幸福和快乐的。这是滋养他能玩到现在的东西，而不是脑袋里一直在想赚钱，我怎么活，那是很痛苦的，是一种煎熬，基本上玩不了太久，就疯掉了，你知道吗？”小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张佺觉得，互联网时代把好多东西变得一样了。过去，一个成都人和一个兰州人的聊天方式是截然不同的，但现在他们给人的感觉是相似的。“随着互联网的互相渗透，他们什么都愿意听。”
杭天认为，民谣一定要有自省精神，专注于对内心的发掘，而不是简单的外向宣泄。近十年，民谣变得更像流行歌曲了，只不过配器中木吉他、手鼓的部分多了而已。“它借鉴了流行元素，与流行歌手的创作方式也一样，意境和歌词也是蛮无聊的，加点口琴加点手鼓就是民谣了，你把这个配器换一下，让流行歌手来唱也完全不违和。”
钟立风偶尔也会听一听时下流行的“民谣”，基本上不用听完整，一下子就能搞清楚套路，“其实就是很普通的流行歌曲，只不过用了所谓的民谣的包装。”
如今，王梵瑞不愿意再自称“民谣歌手”，改称“摇滚歌手”，原因是民谣已经被所谓的假民谣毁了。
刘堃更愿意将一些“民谣”称为“音乐小品”，“大海、姑娘、远方很空。疫情期间宅在家里很紧张的时候，你不会去听一个远方的姑娘，一首轻飘飘的歌。”
张玮玮认为，外界对民谣的认识太容易陷入极端，要么过高，要么就过低，大家都卡在那些字眼里，却没有人真的关心民谣到底是什么。
“唱民谣的大多数人还是在酒吧里或者路边，或者收入很少，或者票房很惨的，这不叫民谣大盛，这是唱民谣的某一小部分人胜利了或者他们辉煌了。”周云蓬如此评价近年来的民谣热。
2020年7月，张玮玮等人在北京排练，回去的时候，有人感叹“北京现在真没意思，以前多好，有河酒吧这些地方”，聊到最后，张玮玮说：“你怎么肯定，北京没有一个像河酒吧一样好的地方，2002年有多少人根本不知道河酒吧的存在，那会儿也没有人知道小河、野孩子。你怎么肯定城市里没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一群特别好玩的年轻人在那里孕育一个二十年后焕发光彩的东西？”
南方周末记者 张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