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明（吴晓明万州）
1月10日，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复旦大学复旦学院院长、上海市哲学学会会长吴晓明教授做客上海大学“理论中国·名师讲坛”。
2022年伊始，在上海大学“理论中国·名师讲坛”2021年冬季学期第五讲上，吴晓明教授结合十九大提出的“新的历史方位”，融汇贯通地对此命题做了迭代的阐述。演讲观点鲜明，逻辑清晰，尤其是论述的例证取自中外学术史，颇为雄辩，展示了理论的穿透力。讲堂整理后以飨读者。
上海大学马院院长闫坤如（中）教授应邀对话，就不同民族为何会有不同发展和德国哲学为何会厚积薄发提问， 副院长、“理论中国”讲坛课程负责人高立伟教授（右）主持，线上线下百余名师生学者共同参与聆听。
今天这个题目试图描绘中国的学术界正在发生或者即将要发生的一个转折：从长期以来的“学徒状态”当中摆脱出来，开始获得自我主张，而这个实践转折点就是十九大提出的“新的历史方位”，在学术上的标志是要放弃“外部反思”，深入社会-历史“现实”；同时现代化的任务要求我们继续向外部学习，在文化结合的“艰苦锻炼”中获得理论上自觉，学术上自立。
我分四部分来阐释。
今天面临的学术任务：摆脱学徒状态，进入自我主张
由于现代性在特定阶段上的决定权力，它首先开辟出世界历史。《共产党宣言》当中讲：“自从资本来到世间，它开拓了世界的历史。”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用了一个术语，叫“世界的文学”。所以“现代性”在特定阶段上，它开辟出世界历史。地域的、民族的历史成为整个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但资本带来的现代性同时还是一种权力关系、是一种基本的支配和从属关系，使非资本主义的民族从属于资本主义的民族、使农业的文明从属于工业的文明、使东方从属于西方。正是在这样的一种世界历史的格局当中，“现代化”成为不可避免的。任何一个民族想要能够生存，它就必须完成现代化的任务。
*因为要现代化，中国学术进入“学徒状态”并且成果丰硕
因为处于“学徒状态”，马相伯先生编撰《马氏文通》参照的也是西方的语法
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大的格局当中，中国学术，这里主要指人文社会科学或者哲学社会科学，从总体上进入到了对于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当中。我们从小学开始学的知识、几乎都是来自于西方。连我们用的语法，《马氏文通》的作者马相伯也是用西方的语法撰写。冯友兰先生讲到朱熹思想的时候用的是“中国的柏拉图学派”，牟宗三先生讲到中国的“天”，他用到的是“天是超越的、形而上学的实体”，这些都是西方的术语。
然而这个“学徒状态”不仅是必然的、必要的，而且是积极的和成果丰硕的。如果没有这个一百多年来中国学术的“学徒状态”，我们几乎无法想像今天中国的学术是什么样子。甚至我可以这么说：对于这样的一种“学徒状态”所获得的东西，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会过高。
*学术的真正成熟，在于在特定阶段上能获得自我主张
然而，一种学术的真正成熟，总意味着它要能够在特定的阶段上开始摆脱它的“学徒”状态、并且获得它的自我主张。“自我主张”是陆象山提出来的术语。
这样的例子在学术史上举不胜举。
黑格尔终于有一天在学术上超约了自己的年轻的老师谢林（右）
比如：德国古典哲学当中。谢林和黑格尔是同学，谢林更年轻一些，但从哲学的辈分上来讲，他比黑格尔要高一辈。作为非常年轻的教授，这在德国是很罕见的。黑格尔就乖乖地跟在后面，写着信、拍拍老师马屁。海涅用文学的语言这样描绘：这位学生有朝一日雄心勃勃地超过了他的老师，把他的老师谢林推到了黑暗之中、并且给他剃了一个光头。从哲学史上来讲，谢林和黑格尔的观点都是绝对的观点，这个“绝对的观点”超过了前辈康德、费希特。
中国思想史上这种事也很多。
比如：从辈分上来讲，苏轼是欧阳修的学生。那一年殿试主考官是名满天下的欧阳修，阅卷老师们一致推荐一份卷子为第一名，而欧阳修说，作文可能出自我的学生曾巩之手，放第二名吧。等密封页一拆，原来是“四川苏轼”的。作文里有个典故“皋三杀尧三免”，考官们都不知道出自哪里。等到发榜时，学生都来谢老师。欧阳修就问苏轼该典故何来，苏轼说：“想当然而已。”他编出来的！等苏轼走后，欧阳修跟其他考官们说：“咱们的时代结束了，得让苏轼兄弟出人头第，他们将在文坛上如日中天。”
所以，今天中国的学术就面临着这样一个任务，即：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是一种摆脱了“学徒”状态、并且获得了自我主张的中国学术，否则就不可能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从“学徒”状态到自我主张，是学术发展和人才培养的基本规律
举三个例子：
例1：近代哲学曾长期是神学的“学徒”。
黑格尔甚赞：是笛卡尔让哲学回到了自己的出发点
近代哲学从哪里来的？它是从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当中发展来的。“中世纪经院哲学当中，哲学是神学的婢女。”这个“小丫头”一边为神学服务、一边也自己学点东西。终于有一天“近代哲学”从中产生出来。它的决定性的标志，就是笛卡儿的那个著名的命题——我思故我在。黑格尔说：“哲学曾经长期的处在神学的阴影下面，直到笛卡儿的那个著名命题重新回到了自我意识。”“笛卡儿是一位真正的英雄，他经过了漫长的等待、终于在思维自身当中为哲学重新找到了立脚点，哲学不再立足于为信仰做辩护、做论证，哲学回到了自己的出发点、自己的立脚点”。在这样的一个立足点上，近代哲学开始了它的繁荣和昌盛。
例2：人文社会科学长期是自然科学的“学徒”。
“历史科学”就是我们说的“人文社会科学”。它从自然科学那儿模仿。比如：经济学的重商主义者，他们都是从“自然科学”那儿学一点东西。威廉佩蒂，完全用自然科学的经验主义的归纳方法、并且还给它加上数学的形态，所以他的著作叫《政治算术》。19世纪末开始了历史理性批判，因而赢得了一个立脚点——历史科学的经验和自然科学的经验是完全两种不同的经验，它终于成为一门自律的科学、一门自我授权的科学。
例3：德国哲学摆脱了对其他民族哲学的“学徒”状态。
从沃尔夫（左）到康德（右），德国人的哲学超越了法国、英国，获得了自我主张
19世纪欧洲哲学中第一位是德国哲学，但历史很短，从康德的第一本著作《纯粹理性批判》到黑格尔的最后一本著作《法哲学原理》共50年时间，但在“哲学史”要占很大篇幅，中世纪一千多年、只有寥寥的几章。但在这以前，比起英国和法国，德国基本没哲学，经过了长期“学徒”状态，德国人终于有一天获得了自我主张而爆发了。有两个绝对重要的标志：
第一，沃尔夫开始用德文讲授、写作哲学。海涅说：“拉丁语是天生唯物主义的语言，是行政长官发布行政命令的语言、是军事长官发布军事命令的语言、是小商贩讨价还价的语言。哪儿像德语，真正的思辨的语言。”所以沃尔夫非常了不起。第二，康德成为了实质上的德国哲学的开创者。经过了沃尔夫、康德，德国人的哲学获得了自我主张，并且马上迎来了繁花盛开，以至于我们今天学哲学的大多数都要学德语。
所以，不同的民族之间的学术也是遵循这样的“学徒到自我主张”规律。
长期的“学徒”状态的弊端是依赖和因循
黑格尔在《逻辑学》里指出“外部反思”是一种因循
长期以来的“学徒状态”会滋生一个毛病——依赖和因循。依赖，总是依靠老师。因循，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叫“外部反思”。通俗说法，它是作为一种忽此忽彼的推理能力、从来不深入到事物的实体性内容当中，但是它知道一般原则、而且知道把一般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也可以看作“教条主义”。
*“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教条主义的惨痛教训
举例：中国革命时期曾有一群“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绰号“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他们都是从俄国留学回来，俄语流利、马恩经典倒背如流，对俄国的经验无比崇拜。仅学问而言，不是一般的好！开玩笑说，如果玄奘是第一海归，他们绝对是第二海归。当年在延安讲课，王明娴熟运用马恩经典，背完之后告诉你精准的页数。博古学问也不是一般的好，普列汉诺夫、列宁的很多著作都是博古翻译的。后来他主持新华社，在延安的食堂里弄碗酒喝喝，还找毛泽东聊天，但酒毕言尽，一篇新华社社论也成稿。
当时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中心城市武装起义”，这是马恩的原理——暴力革命，俄国特大型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照搬。结果大家也知道了，换来极为悲惨的失败，甚至血流成河。我们今天来反思，究竟是马克思主义的原理错了，还是俄国的经验错了？我看都没错。是什么错了？教条主义错了，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错了。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即外部反思，它把抽象的普遍性，强加到各种对象、各种内容上去。所以黑格尔把“仅仅知道外部反思”的人叫作“门外汉”，把外部反思叫作“浪漫主义虚弱本质的病态表现、诡辩论的现代形式”。那些话说得都很对。
真的非常庆幸，中国共产党真了不起，“学徒状态”这么短，就能开始获得他的自我主张。当中国共产党人终于意识到，中国革命的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时，中国革命也获得了自我主张的第一个转折点——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今天学术的教条主义不是来自于苏联，而是来自于西方。对此，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自我理解和自我批判，否则就不可能摆脱“学徒状态”、就不可能获得自我主张。
*拿破仑将法国自由主义强加到西班牙，遭遇惨败
被黑格尔誉为“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的拿破仑却无法将法国思想强加给西班牙
再举例。黑格尔在《历史哲学》当中提到掌握“世界历史的个人”，西方就三人——亚历山大、凯撒、拿破仑，他甚至称“拿破仑是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但在《历史哲学和法哲学》当中不止一次批评拿破仑一件事情——想把法国的自由主义强加给西班牙人，结果以悲惨失败告终。
我们想两个问题：第一，拿破仑是五百年能出一个的军事天才和政治天才。第二，法国人和西班牙人有多大的差别？差别很小，都属于广义的基督教世界。而如此罕见的一个天才，他无法把法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强加给西班牙人，但今天我们还有不少中国学者潜意识里想把别国的制度强加给中国？
最后引黑格尔一句话：“一个原则或原理，即使是真的、只要它仅仅是一个原则或原理，它就已经是假的了。”一个原则或原理，一种普遍性必须根据特定的历史条件来实现它的具体化。这种“具体化”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讲，就是中国化。对于我们搞哲学社会科学的人来讲，也是中国化。恩格斯晚年对他的学生讲：现在唯物史观有很多朋友，但是这帮朋友是拿了唯物史观的原理当作不研究历史的借口的，他们只是把唯物史观的原理当作公式强加到任何对象、任何内容上去。所以他说：“正是因为这一点，马克思很早就说了：我只知道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马克思还用了海涅的那句话说：“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全是跳蚤。”这句话是很重的！
所以，今天的哲学社会科学如果要能够摆脱它长期以来的“学徒状态”，它必须能从“外部反思”这样一种方式当中解放出来。
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具备了实践基础和理论标志
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的“新的历史方位”是中国学术的实践转折点
那么，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何以可能，如何实现？
首先，需要一定的实践基础，而这个实践上的转折点，已经在我们眼前展开，即十九大报告当中讲到的“新的历史方位”，讲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它是一个三重意义的独立。
*实践转折已来，中国处在“新的历史方位”的三重意义
首先意味着中国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中华民族光明前景。这是一个关于中华民族的叙事、关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性的叙事；
第二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在21世纪为科学社会主义注入了强大的生机和活力。这是一个关于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性的叙事；
第三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等各方面的发展，为人类的整体进步和整体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是一个关于世界历史、关于人类历史的叙事。
这里回顾一下19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灾难性的挫折的历史场景。当时苏联解体，东欧的社会主义***也纷纷改旗易帜，以至于当时的意识形态和知识界普遍都认为：这一次马克思最终被送进了坟墓，《共产党宣言》的结论最终破产。最能代表这种观点的，是福山的一部畅销著作《历史的终结》。书中说：我们的父亲和母亲，我们的祖父和祖母还会设想有一种更好的制度叫作社会主义，能够在遥远的未来能够实现。而到了今天，在今天的世界历史的变局当中已经根本不再可能相信这种东西了，所以世界历史终结了，它完成了，它不再具有其它的可能性。”
福山的预言被现实击破，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刻的理解，20多年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长并强大
我把这本书叫作“伪黑格尔主义的著作”，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德里达被学术界无头脑、轻佻、短视、无远见所激怒，他在美国发表了系列的演讲，结集出版叫《马克思的幽灵》。德里达说：“马克思主义也许在经历了这样的事变之后不再具有现实的存在、不再具有肉体的存在，但是它依然存在、它是一个幽灵般的存在。它之所谓不能不存在，因为马克思主义和现代世界的本质具有特定的关联，所以只要现代世界存在一天，他依然存在、他是一个幽灵般的存在。”
这马上让人想到《共产党宣言》第一句话：“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
德里达又说了：“幽灵的基本特点是要一个肉体、要一个身体。”德里达不惜花了很大的笔墨引用了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哈姆雷特》剧情，德里达讲：“这个幽灵般的存在，会告知真相、发出指令，并且敦促行动。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不能不反复阅读马克思的著作、不能不有对马克思的回忆，因为没有马克思就没有未来。”
德里达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没有看到，我们也不能要求他当时就看到，有一支现实的、有肉体的马克思主义，正在缓慢而强有力地成长起来，那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所以新的历史方位具有三重意义领域。它使得中国的发展开始具有黑格尔所说的“世界历史意义”，它不仅对于中华民族、而且对于世界社会主义、对于人类的整体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因此，中国的学术要获得自我主张不是凭空而来的，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来讲，叫“或早或迟”。恩格斯曾经说过：“一个时代的需要，比十所大学的效果还要明显。”所以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人是过度性的，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任务，摆脱长期以来的“学徒”状态、并且获得自我主张的中国学术，这个任务落在你们年轻一代肩上。
*学术标志是能深入特定的社会“现实”：实存中的本质
海德格尔认为，马克思对历史本质的认识超过胡塞尔（右）和萨特（中）
第二，中国学术要获得自我主张，理论标志是能够从“外部反思”当中解放出来，深入特定的社会现实。
现实是一个很高的要求，提不是我们睁开眼睛就能看到的东西，黑格尔的定义“现实是实存与本质的统一”。恩格斯引用黑格尔的话：“现实性是在展开过程当中的必然性。”所以“现实”是实存中的本质，是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没有理论根本达不到。
自近代哲学以来，能够深入到现实当中、并且把现实作为任务提出来的，只有黑格尔和马克思两个人。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二次大战结束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当中，他说：“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是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那一度当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比其它所有的历史学来得优越。只有达到的那一度，才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对话。”这里的“一度”就是那个维度，所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比其他学者的历史学来的优越，这话份量很重。
为什么？在海德格尔看来，“据我看来，胡塞尔没有、萨特也没有，没有达到那一步，只有达到那一步才可以有资格跟马克思对话。”在1972年最后一个晚期讨论班的时候，海德格尔说：“现今的哲学只知道跟在知性哲学后面亦步亦趋，而完全不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两重独特现实——经济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而马克思主义懂得这双重的现实。”这里用的就是“现实”，份量也很重。为什么？因为他把“现今的哲学”一笔抹杀。
*对外学习依然需要，必须经历“文化结合的艰苦锻炼”
黑格尔认为，希腊面对强势和优越的东方文化，经历了艰苦的文化结合锻炼，获得了自我主张。此为希腊雕塑《命运》
最后我要强调一下，只要我们“现代化”的任务还存在，对外学习依然存在，并且自我主张的任务可能变得更加重要，因为我们既要在理论上达到自觉，又要在学术上达到自立。这就需要经历黑格尔所称的“文化结合的艰苦锻炼。”
古代希腊的繁荣从哪儿来的？黑格尔认为是从文化结合的锻炼当中来的。他说：“古代希腊人既有自己的传统，又面临着强势的和优越的东方文化。正因为他们经历了艰苦的文化结合的锻炼，才开创了他们胜利和繁荣的时代、才使他们获得了应有的活力。”
尼采讲得更加清楚：希腊人有一段时间差不多要被外来的文化压垮了，希腊当时的宗教就是各种东方宗教的一场混战。有埃及的、巴比伦的，也许还有印度的。但是希腊的文化终于没有变成机械性的文化或者装饰性的文化，因为他们牢记了德尔菲神庙的那句格言——认识自己。“他们在文化结合当中弄清楚了自己真实的需要，整理了外在的杂物，而没有长久的地做东方的追随者。”
各位同学，这个故事大家要记得：为何“轴心文明”中有希腊。中国已经历了一百多年的“艰苦锻炼”，每当发生最重大问题时，总会引起“古今之争”和“中西之争”，这意味着我们在经历“文化兼容的锻炼”。
“理论中国·名师讲坛”是上海大学的全校思政通识课，采取线上线下方式，由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韩庆祥教授担任学术顾问，此为讲坛现场师生大合影
所以我的基本观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并不是仅仅具有中国色彩、中国元素的学术，而是摆脱了“学徒状态”并且具有自我主张的学术。这是我们今天面临的重大任务，很大一部分将落在年轻的学者学子身上。
（李念整编，王伟吉、张青子衿亦有贡献）
文末链接：
陈学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自信院子马克思的资本批判
作者：吴晓明
图源：网络资料图片，现场照片由上大《理论中国》提供
编辑：金久超 李念
责编：李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