篪的读音（赤的读音）
曾侯乙，周王族诸侯国中曾国的国君，姬姓，氏曾名乙。 生卒年不详，但是据考古发现推定，他大约生于公元前475年，卒于公元前约433年，奇怪的是，翻阅史籍，对其人并无记载。但曾侯乙却是中国战国时期南方姬姓曾国，即姬姓随国的国君。
此曾国与史书中的随国一国两名，始祖为赫赫有名的周朝开国大将军南宫适，曾国是西周初期周天子分封镇守南方的重要邦国。
1978年，在今湖北省随州市区西约一公里处的擂鼓墩，考古工作者对其墓葬（后来证实）进行了发掘，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包括举世闻名的曾侯乙编钟、曾侯乙尊盘等；
同时出土文物还有大量兵器、乐器、铸造精良的漆器、青铜器等，共15000多件，其中9件被定为国宝级文物，出土的文字材料说明曾侯乙是一位名乙的曾国诸侯王。
从楚惠王送给他的一件青铜镈上的三十一字铭文看，曾侯乙死于公元前433年或稍晚，通过对其尸骸的碳14测定，可以推定曾侯乙的死亡年代在公元前433年到公元前400年之间，他死时年龄在42―45岁之间。
综合考察其他材料，曾侯乙应当生于公元前475年或稍晚，约在公元前463年前后成为诸侯王，在位约三十年。出土文物表明，曾侯乙生前非常重视乐器制造与音律研究，兴趣广泛，同时也是擅长车战的军事家。
史学界有三大观点被关注得最多：
其一，曾随两国地域相同，都在汉水以东，所谓“汉东之国随为大”，两国是否合一；
其二，两国族姓是否相同，他们是否同为姬姓；
其三，在曾侯乙墓出土的65件编钟中有一镈钟，铭文上说楚王曾经被曾国所救，而史书上却记载楚国郢都被吴军攻占后，“楚王奔随”，随国人救楚，这段历史作何解释？
曾侯乙墓是战国早期，周王族诸侯国中曾国的国君曾侯乙的一座墓葬，位于湖北随州城西两公里的擂鼓墩东团坡上。曾侯乙墓呈“卜”字形，墓坑开凿于红砾岩中，为多边形岩坑竖穴木椁墓。无墓道，南北向，墓坑南北长16.5米，东西宽21米，深13米，面积为220平方米。
此曾国与史书中的姬姓随国一国两名，始祖为赫赫有名的周朝开国大将军南宫适（括）。曾国是西周初期周天子分封镇守南方的重要邦国。
曾侯乙墓中随葬以九鼎八簋（guǐ，音轨）和编钟、编磐为主的礼乐器，遵守了周代诸侯的身份，九鼎八簋应为天子使用，诸侯应使用七鼎六簋，反映出先秦社会严格的礼乐制度在后期已经出现裂缝，以及人们对天地、神明和祖先的敬畏。
十二律俱全的64件青铜双音编钟（不包括楚王所送镈钟）、玲珑剔透的尊盘和完整地书写二十八宿名称的衣箱等，体现了先秦时期中国在艺术、技术、天文等方面的极高成就。其中出土的曾侯乙编钟是迄今发现的最完整最大的一套青铜编钟。
湖北随州，扼北进中原之门户，历来是兵家必争之要地。在春秋战国时期，它是楚国问鼎中原必经之处，从地势看，随枣走廊和南阳盆地作为当时南北要冲，又是华夏北方中原文化与南方楚文化交汇之地。战国时，这里曾存在过一个小诸侯国——曾国，由于它实在太渺小，以至于在留存至今的史籍中完全找不到对它的记载。
然而，随着1978年曾侯乙墓的开启，小小曾国开始在2000多年后名扬四海。墓中共出土各类随葬品约15404件：青铜器宛如刚放入地下，漆木器鲜妍如新，竹简墨迹清晰，尤其是配套完整的编钟、编磬等乐器更是世所罕见。
曾侯乙墓出土的以编钟为代表的万件文物，以在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上的辉煌成就而震惊世界，作为墓主人的曾侯乙也因而备受世人关注，然而曾侯乙史籍无载。
曾侯乙墓万件文物中以车马兵器最多，其种类之全、数量之众、综合功能之强，前所未见。其中射远兵器居多，长杆兵器尤为特殊，且有极为罕见的矛状车軎，这些都是用于车战的武器装备，说明曾侯乙是一位擅长车战的军事家和指挥官。
曾侯乙墓随葬数量庞多的乐器，钟磬铭文中有大量乐理乐律铭文，显示了曾侯乙生前对于乐器制造与音律研究的重视程度。
墓内还有大量铸造极精的青铜器珍品，及绘画、雕塑艺术、书法***，并且大量文物并非冥器，而是曾侯乙生前所用之物，多为他亲自督造，说明他兴趣广泛，具有多方面的才华和较高的艺术鉴赏力。
曾侯乙墓整个椁室由底板、墙板、盖板共171根巨型长方木铺垫垒迭而成，使用成材楠木达500立方米。木椁顶面及四周填塞防潮木炭6万公斤，木炭之上努筑青膏泥、白膏泥，上面盖铺石板，再努筑五花土直达墓口。
曾侯乙青铜架楠木彩绘主棺（分内、外棺）重达7000公斤，椁内分作东、中、北、西四室。
墓主居最大的东室，曾侯乙木棺，双重，尸体由多层丝织物包裹，墓主45岁左右。外棺有青铜框架，内棺外面彩绘门窗及守卫的神兽武士。东室放置主棺一具、陪棺八具；西室放置陪棺十三具；北室放置兵器、车马器及竹简；中厅大约是墓主人的音乐室、礼宾接待厅，内置大量礼乐器；在东室通往中厅的门洞处置放狗棺一具。
地宫东西长21米，南北宽16.5米，距地表深13米，面积为220平方米。曾侯乙青铜架楠木彩绘主棺（分内、外棺）重达7000公斤，另有彩绘陪棺21具。陪葬者均为13-25岁女性。
墓中共出土礼器、乐器、漆木用具、金玉器、兵器、车马器和竹简15000余件，仅青铜器就共计6239件。其中曾侯乙编钟一套65件，是迄今发现的最完整最大的一套青铜编钟。青铜礼器主要有镬鼎2件、升鼎9件、饲鼎9件、簋8件、簠4件、大尊缶1对、联座壶1对、冰鉴1对、尊盘1套2件及盥缶4件等。经鉴定，使用了浑铸、分铸、锡焊、铜焊、镶嵌、铆接、熔模等青铜器制作工艺，说明战国时期南方楚地的青铜冶炼技术同样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其中尊盘系用先进的失蜡法铸造，表现出战国时期青铜冶铸业所达到的高水平。
先秦时代，对礼器的使用是有严格规定的，其中又以鼎的使用为核心内容。天子用鼎数最多，为九鼎，诸侯七鼎，大夫、士人又逐层递减。曾侯乙墓中有镬鼎2件、升鼎9件、饲鼎9件、簋8件，明显僭越了诸侯能享有的鼎数，已近于天子之制。这表明在曾侯乙生活的时代，自商周以来的礼乐制度已经遭到破坏，出现了礼崩乐坏的现象。
钟在我国商朝时就已出现，最初只有3到5枚，到周朝增到9至13枚，战国时发展成61枚。人们按钟的大小、音律、音高把钟编成组，制成编钟，演奏悠扬悦耳的乐曲。迄今为止，中国的考古发掘中共有40多套编钟出土，但数量最多、保存最好、音质最高的则非曾侯乙编钟莫属。
整套编钟数量之多，做工之精细，气魄之宏伟，令人惊叹不已，堪称战国时期青铜乐器的巅峰之作，被誉为“国之瑰宝”。从音效上看，编钟所用青铜是以高纯度的铜、锡、铅按一定比例冶炼而成，钟壁厚度、钟的形制的设计，都达到了完美极至、无可挑剔的地步，如此才保证了编钟绝佳的音响效果。全套钟以人、兽、龙、花和几何纹为装饰，采用圆雕、浮雕、阴刻、彩绘等多种技法，以赤、黑、黄诸色映衬青铜本色，庄重肃穆，精美壮观。有学者对曾侯乙墓的出土文物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认为曾侯乙墓编钟是科学技术史上一项最早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完备的技术体系和丰富的工程技术语言，具有世界一流的铸造技术。它不仅是中国古代科技与艺术完美结合的真实写照，而且为科技未来的发展作出楷模。
曾侯乙编钟共65枚，其中1枚是战国时楚惠王赠送的镈，称“楚王熊章镈钟”。该钟通高92.5厘米，重134.8千克，腔体呈扁椭圆形，与其他64枚钟最明显的不同点，在于钟口平整。钟体顶部为蟠龙式复式钮，由上下2对蟠龙对称组成，上面1对蟠龙形状较小，引颈对衔，下面1对蟠龙形体较大，回首卷尾，形象惟妙惟肖，生动传神。钲部两侧以浅浮雕龙纹为衬，每一部分铸有5个圆泡形饰，圆泡凸面上亦浮雕龙纹。
钲间铸有31字铭文：“隹（惟）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阳，楚王熊章，作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阳，其永持用享”。大意为楚惠王五十六年（前433），楚惠王在西阳接到了曾侯乙去世的消息后，在西阳遥祭他，并为他铸造了这件镈钟，以供其永享。这段铭文不仅说明曾国和楚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且为曾侯乙墓的断代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据《史记卷四十·楚世家》记载，楚昭王十年（前506），吴王阖闾和其胞弟夫概率兵攻打楚国，大获全胜，最后攻破楚国的都城郢。破城之时，楚昭王逃走，奔至云梦泽时，被吴军射伤。楚昭王逃到郧国，郧国国君的弟弟认为楚昭王不仁不义，要杀他。于是楚昭王又急忙逃到随国，吴王阖闾随后率兵而至。随侯紧闭城门，调兵遣将，严阵以待。吴王阖闾在城下对随侯说，周天子的子孙，分封在江汉流域的都被楚国灭掉了，随国迟早也会被楚国灭掉的，你还是早点把楚王交出来，让我杀掉他。随侯坚决不肯，说：“随国与楚国世代友好，你不要再说了，楚昭王不在随国，他已经逃走了。”
吴王没法，只好带兵离开了随国。楚昭王由此逃过一劫，心中充满了对随侯的无尽感激。随后楚国援军秦军赶到，大败吴军，夫概见大势已去，撤兵归国，自立为王。吴王阖闾得知这一消息后，慌忙带兵离开郢都回到吴国。楚昭王回国复位，下令楚、随世代钟友好，不相攻伐。有专家判定，随国其实就是曾国，随侯就是曾侯乙的先辈。由此我们不难想象，楚昭王的儿子楚惠王熊章，为了报答曾侯乙先人的救父之恩，特意将这枚精美的镈钟送给曾侯乙，以示友好。
编钟分八组，共分三层悬挂在铜、木做成的钟架上。钟架全长10.79米，高2.73米，由六个佩剑的青铜武士和几根圆柱承托着。编钟分上中下3层，形制各异。最下一层由12枚长乳甬钟和1枚镈钟组成，分成2组悬挂，其中9枚悬挂在倒趴着的虎形兽上面；中间一层33件，分3组悬挂，有短枚甬钟1组11件，无枚甬钟1组12件，长枚甬钟1组10件；最上一层19件，称“揭钟”。
横向看，从左到右编钟依次增大；纵向看，由上而下依次增大。悬挂方式亦不相同，上层为插挂，以插销入钟钮；中层为钩挂，挂钩为框架钩和焊钩2种；下层环挂，挂钩分趴虎套环和双杆套环2种。
六十五枚编钟的总重量达3500千克，其中，最大者通长153.4厘米，重203.6千克，它的重量、体积在编钟中是罕见的。钟上大多刻有篆体铭文，钟、架、钩上共有铭文3755字，内容为编号、记事、标音及乐律理论。甬钟刻有记事铭文，均为“曾侯乙乍时”5字，标明编钟为曾侯乙所拥有和享用。上层十九枚钟的铭文较少，只标示着音名，中下层四十五枚钟上不权标着音名，还有较长的乐律铭文，详细地记载着该钟的律名、阶名和变化音名等。标音铭文不仅标示了该钟的悬挂位置，亦标明了敲击的部位及其发音的名称。
整套编钟有律名28个，阶名66个，构成了十二半音称谓体系。通过这些铭文，可知各诸侯国所用律名并不相同，更可清楚地辨析曾国与楚、晋、齐、申、周等国律名的对应关系。钟铭所载内容，绝大多数闻所未闻，简直就是一部不朽的中国古代乐律理论典籍。这些铭文，便于人们敲击演奏。曾侯乙编钟音域宽广，有五个八度，比现代钢琴只少一个八度。钟的音色优美，音质纯正，基调与现代的C大调相同。考古工作者与文艺工作者合作探索，用此钟演奏出各种中外名曲。
通过对墓中出土文物进行综合分析，专家认为这套编钟的击奏工具共有8件，并复原出了演奏时的场景。其中6件为“7”字形木槌，演奏时由3名乐工各执1对，分别掌奏中层的3组钟，并兼顾上层钮钟，主奏旋律。
另外2件击奏工具为彩绘撞钟大棒，长215厘米，粗6.6厘米，演奏时由2名乐工分别执掌，主奏下层大钟，配以和声。演奏时，乐工们必须面对国君，且奏且歌且舞，表现出了高超的演奏技艺。
“四龙曾徽”是1978年出土于随州曾侯乙墓中的珍贵文物之一。能够创造出世界音乐史奇迹的“编钟”之国，其国徽同样富裕美感和艺术享受。某曾姓教授曾说：“此徽的设计独据一格。与一般古文不同。它集聚了文字与美术雕刻的美于一体。
这四条龙，以阴刻与阳刻的雕刻手法分为两组。各组中的龙，眨看形态相似。相互倒影。但细看，各龙的姿式却各有所异。更难得的是无论将其正置或倒置，都能看出“曾”字”。
墓中出土了编磬、鼓、瑟、笙、排箫等大量乐器，为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排箫、篪、琴（十弦琴、五弦琴）都是首次发现的几种早已失传的乐器。世界上不少民族都有排箫这种乐器，曾侯乙墓的2件排箫均是由13根竹质箫管编排而成，长短有序的箫管使得其形状象鸟展开的单翼。
专家对这2件古排箫进行了测试，其中1件有七八个箫管能够吹奏出乐音，音阶结构已超出五声。篪是一种竹质横吹管乐器，源自民间，后世逐渐失传。篪在周代常与埙一起演奏，战国时作为大型宫廷乐器之一，每当有神祀与宴飨活动时，宫廷乐工们将编钟、编磬、建鼓、排箫、笙、瑟等乐器一齐奏响。
尊是盛酒器，盘一般作水器用，二者合为一器，尊内盛掺有香草汁的酒，祭祀时酌以献尸，宾礼时酌以饮客。整套器物纹饰繁缛，穷极富丽，其精巧达到先秦青铜器的极点。尤其是器上镂空装饰，透视有若干层次，系用失蜡法铸造，即先用蜡做模，模外做范，加热烘烤使蜡模融化流失，使整个铸件模型变成一个空壳，再将青铜溶液浇灌至空壳内，就可铸成所需的器物。
这一发现，证实了在二千四百年前的战国早期，中国的失蜡法铸造技术已经达到极高的水准。尊和盘均铸有“曾候乙作持用终”铭文。
古文献中对篪的记载有出入，如《广雅》说篪8孔，《周礼·郑玄注》云篪7孔，《乐书》中说篪为6孔，如此混乱的记载，使今人难以准确详细地判定其形状。曾侯乙墓出土的2件篪解决了这一困惑。2件篪分别长29.3厘米和30.2厘米，都是用1节竹管制成，两端管口封闭，管身开有1个吹孔、1个出音孔和5个指孔。
管身通体髹以黑漆，以朱、黄色绕管身描绘出彩线花纹。根据曾侯乙墓篪，专家们成功地做了1件复制品，用复制品篪演奏，可吹奏出超出1个完整的五声音阶，加1个变化音，音色别有韵味。
出土的一件漆木衣箱盖上，画面中央以篆书书写一个“斗”字，古朴苍劲，四周按顺时针写着二十八宿名称，二十八宿东侧绘有一龙，西侧绘有一虎，关于“斗”字与环绕其周围的二十八宿名称，有专家指出，画中的“斗”字代表着北斗星，将其画在中央，表明地位突出，正反映了古人对北斗星的崇拜。
二十八宿东侧绘有一龙，西侧绘有一虎，这与传统天文学中的东方苍龙、西方白虎正好对应，是考古发掘中所见年代最早的将北斗、青龙、白虎与二十八宿配合的实物，也是中国迄今发现的关于二十八宿全部名称最早的文字记载，说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创立二十八宿体系的***之一，表明至迟在公元前5世纪初，中国就有了完整的二十八宿体系。曾侯乙墓天文星象图的出土，使得当时已经定稿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卷》相关内容不得不重新修改，这一发现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十六节龙凤玉佩1978年出土于湖北省随州市西北郊擂鼓墩曾侯乙墓东室墓主棺内。全长48厘米，宽8.3厘米，由13片镂空的各种形式或图案的玉片及24个圆环、半圆环或方扣连接而成。其中有4个银挺玉插入，拆卸银挺玉之后便成为5块长度不同、环片多少不等的连环玉佩，折叠起来便形成一块玉团状。
第1块玉有二片二环，第2块玉有三片六环，第3块小玉仅有二环，第4块玉有三片四环，第5块玉有五片六环。
此玉佩经过精心周密设计之后加工而成。第一块玉上下片以自身凸出的玉环连成一体，上片近方形夔龙，下片是四角出夔凤的涡文环；第二块玉最上层一片镂四个勾连活环，第二片是半椭圆形镂空变相夔龙纹环，第三、四片琢成腰圆形片，均以十字间隔，每一空间内饰镂空涡纹；第三块小玉琢成饰以蛇纹的扁方形扣，中间一素环勾连一夔龙环；
第四块椭圆形玉7.3厘米宽，上下两层腰圆玉片均为镂空螭虎纹，各琢镂二个固定的半圆环与侧面出脊角的扁方二孔扣环连接，扣环饰夔龙纹；第五块玉最上的方形玉片为镂空夔龙纹,上下镂二方孔，与其下之镂空二夔龙、二蛇纹扁方孔玉片相连，再其下是以二环连接的尖首玉片，宽 8.1厘米，饰镂空蛇首纹，最下方的玉片为镂空螭纹，有固定的半圆环。此佩纹饰均用隐起阴线琢法，起伏自然顺理，琢工精巧妩媚，是迄今发现的多节活动链状玉佩中最长、最精美的一件，堪称战国玉雕中的瑰宝。
曾侯乙墓还出土一件四联玉饰与此佩相似，如果用银铤插销玉环可以将四联玉饰与此佩连结起来。
此佩的功能和定名依旧存有不同意见，一种看法是用作佩饰,另一种看法是联系同时出土的小件玉鸟禽。认为是冠上装饰，即冠缨。
曾侯乙墓的北室是兵器库及车马室，出土兵器数量之多，品种之繁，也反映了墓主人的不凡身份。兵器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殳。对于殳，历代典籍多有记载，可惜都比较简略。历经千载岁月，沧海桑田，后世竟然未有先秦“殳”的实物或图形传世，使得后人难以知道它的真面目。
殳，有的史书上也称作“杵”或“杖”，是先秦时代一种木或竹制成的长柄兵器，不但可用于防身自卫，还可用于装备军队战车。一般认为殳是由原始社会中狩猎用的竹木棍棒发展而成。
《尚书·武成》中有“血流漂杵”，“杵”就是商代士兵所使用的殳，那时的殳一般是用一根坚实的木棒制成。周朝把殳列入“车之五兵”之一，是用于实战的兵器。《诗经·卫风·伯兮》曰：“伯也执殳，为王前驱。”《周礼》曰：“殳以积竹、八觚，长丈二尺，建于兵车。”又曰：“季秋之月……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从其记载可知殳的形制及其用途，五戎即五种兵器：戈、殳、戟、酋矛、夷矛，殳为其一。
《考工记》也记载了“车之五兵”是戈、殳、戟、酋矛、夷矛，分别插在战车上的固定位置，供士兵在作战时使用，这样可以长短兼备，远近结合。关于殳的形制与尺寸，据《考工记》记载“殳长寻有四尺”，东汉人郑玄注曰“八尺曰寻”，由此可见殳的长度为一丈二尺，即约3米。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争霸，殳的使用更加广泛。
据史***载，城濮之战时，晋军临战前“遂伐其木，以益其兵”。而且随着车战的流行，殳也在改进，出现了青铜和铁制的殳，殳柄为竹木混合制成，呈八棱柱形或圆柱形，柄端安有青铜或铁制殳头，在柄尾安装有起保护作用、使柄尾经久耐用而不开裂的细长铜或铁帽，大大提高了战斗力。
《六韬·军用篇》有“方首铁”的记载，“方首铁”就是方形铁头的殳。《吕氏春秋·贵卒篇》也有关于中山国的力士穿着铁甲、手持铁杖作战的记载，这里的铁杖，应该就是殳的变体。春秋战国时期是殳作为典型兵器的辉煌年代。帝王或诸侯出巡时，前导勇士也执殳开道，即所谓“旅贲以先驱”。可见殳不仅是用于实战的兵器，也用于天子诸侯的仪仗。而从其发展演变看，殳作为实战兵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越来越演化为仪仗之器。
墓中出土金盏、金杯、金带钩及长达48厘米的十六节龙凤玉挂饰，是曾侯乙生前奢侈生活的具体写照。许多青铜器上有“曾侯乙乍（作持）”之类铭文，为判定墓主提供了证据。
曾侯乙墓出土的漆器有220多件，是中原与楚地墓藏中年代最早也是最为精彩的，而且品类全，器型大，风格古朴，体现了华夏中原与楚交汇区域青铜文化的神韵。
这是古代用以冰（温）酒的器具，通高61.5厘米、边长62厘米、重170公斤。它由内外两件器物构成；外部为鉴，鉴内置一尊缶。鉴与尊缶之间有较大的空隙，夏天可以放入冰块，冬天则贮存温水，尊缶内盛酒，这样就可以喝到“冬暖夏凉”的酒。
鉴和尊缶均饰以变形蟠螭纹、勾连纹和蕉叶纹等，并均有“曾侯乙作持用终”铭文。此器结构复杂，造型奇特，工艺精湛，是一件具有特殊用途的大型酒具。同时出土两件，造型、纹饰、大小均同。
鹿角立鹤，鹤长喙上翘呈钩状，引颈昂首伫立，两翅展开作轻拍状，通高143.5厘米、鹤高110厘米。拱背，垂尾。鹤首两侧插有两支铜质鹿角形枝杈。鹤的头、颈和鹿角上有错金几何纹饰，其它部位有铸成和镶嵌的云龙纹。
此器造型别致，是一件独具风格的青铜工艺***。鹤和鹿是长寿和吉祥的象征。把鹿角插入鹤头，将二者置于一身，可称之为“瑞鹤”。古人把仙人乘车叫“鹤驭”、“鹤驾”。此器出于墓主人棺侧，可能反映了死者成仙升天的思想。
尊高33.1厘米，口径25厘米，盘高24厘米，宽57.6厘米，深12厘米。尊敞口，呈喇叭状，宽厚的外沿翻折，下垂，上饰玲珑剔透的蟠虺透空花纹，形似朵朵云彩上下叠置。尊颈部饰蕉叶形蟠虺纹，蕉叶向上舒展，与颈顶微微外张的弧线相搭配，和谐又统一。
在尊颈与腹之间加饰四条圆雕豹形伏兽，躯体由透雕的蟠螭纹构成，兽沿尊颈向上攀爬，回首吐舌，长舌垂卷如钩。尊腹、高足皆饰细密的蟠虺纹，其上加饰高浮雕虬龙四条，层次丰富，主次分明。盘直壁平底，四龙形蹄足口沿上附有四只方耳，皆饰蟠虺纹，与尊口风格相同。四耳下各有两条扁形镂空夔龙，龙首下垂。四龙之间各有一圆雕式蟠龙，首伏于口沿，与盘腹蟠虺纹相互呼应，从而突破了满饰蟠螭纹常有的滞塞、僵硬感。出土时尊置于盘内，两件器物放在一起浑然一体。
壶为敞口，厚方唇，长颈，圆鼓腹，圈足。左壶通高99厘米、口径33.8厘米、盖罩径53厘米、底径40.6厘米、重106公斤；右壶通高99厘米、口径32.6厘米、盖罩径53厘米、底径40.6厘米、重99公斤，铜禁长117.5厘米、宽53.4厘米、高13.2厘米、重35.2公斤。壶盖有衔环蛇形钮，盖外沿套装勾连纹的镂孔盖罩。壶颈两侧各有一攀附拱屈的龙形耳。器身饰蟠螭纹和内填蟠螭纹的蕉叶纹等。两壶内壁均铸有“曾侯乙作持用终”铭文。
禁面有两个并列的中空圆圈，以承放大壶圈足。禁的长边各有二兽足。兽口部和前肢衔托禁板，后足蹬地。禁面和侧面均饰蟠螭等纹饰。铜禁出土不多，迄今为止国内外仅见4件。在湖北省是首次发现。
尊缶为古代盛酒器，通高124.5厘米、口径48.4厘米、足径69厘米，重327.5千克。这件大尊缶是所知我国先秦酒器中最大、最重的一件，堪称“酒器之王”。它不但拥有足以傲视同类的巨大体型，而且在纹饰上也极尽精美，器表由细密复杂的涡纹、重环纹、蟠螭纹、綯纹、雷纹、蕉叶纹、带纹、蟠蛇纹等构成，花纹花式统一，线条整齐划一。
大尊缶出土时，里面还存有酒液。历经二千四百多年没有泄漏，可见缶的密封性之好。这件大尊缶不仅为我们了解曾国的人文历史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而且也让人感受到了当时贵族的豪饮之风。
云纹金盏，盏通高11厘米、口径15.1厘米、重2156克，匙长13厘米、重56.45克。直口，方唇，浅腹，平底。三个凤首形矮足。腹上部有两个对称的环耳。盖略大于盏口，盖沿有三个等距离的外卡。盖顶有一个圆形捉手。盖面和盏口下饰云纹、绹纹、勾连雷纹、蟠螭纹等。盏内放置金漏匙一件，方柄圆身，器身镂空变形龙纹。
至迟到商代时，我国就出现黄金制品，但多为一些片饰。而此盏是仿铜的金制容器，反映了墓主人的特殊身份。这是所见我国先秦金器中最大最重的1件。
墓中随葬以九鼎八簋和编钟、编磐为主的礼乐器，遵守了周代诸侯的身份，反映出先秦社会严格的礼乐制度，以及人们对天地、神明和祖先的敬畏。十二律俱全的64件青铜双音编钟（不包括楚王所送镈钟）、玲珑剔透的尊盘和完整地书写二十八宿名称的衣箱等，体现了先秦时期中国在艺术、技术、天文等方面的极高成就。
曾侯乙墓出土青铜礼器是历年来我国出土青铜器数量最多、种类较全的一次。因发掘前未经扰动，真实地反映了墓主人享用器物的仪式，这在考古发掘中极为罕见。曾侯乙墓的青铜礼器的大体组合沿袭春秋时期的传统：鼎成序、簋成套、鬲成组、豆成对，盘、匜匹配。曾侯乙墓青铜器造型奇特、工艺精湛、纹饰华美的特点，采用了浑铸、分铸、等冶铸技术和平雕、浮雕、圆雕、透雕、错金、镶嵌、铸镶、铜焊、鑞（焊、铆接等多种工艺，集先秦青铜制造技术之大成，集中反映了我国当时先进的冶铸科学水平。
曾侯乙墓出土地编钟、编磬（qìng，音庆）、建鼓、琴、瑟、笙、箎（chǐ，音尺）、排萧8种共125件乐器。其中编钟、编磬各1组，琴、筝、五弦各件，瑟5件，笙1件，悬鼓1件，还有建鼓、排箫、抱鼓等罕见乐器。用于击奏乐器的工具12件，各种乐器的构件、附件1714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出土时各种乐器基本位于原位，排列有序，真实地再现了战国时期乐器的组合情况。种类全，数量多，制作精，保存完好，其中其中不少乐器是新发现，为世界考古史上所仅则见。其中115件出自中室，用于演奏宗庙礼乐；另外10件出自东室，用于演奏房中乐（寝宫音乐）。这批乐器反映了公元前五世纪我国音乐文化的高度水平，是中国音乐史研究的珍贵资料。
青铜错金磬架，通高109厘米、宽215厘米，由一对圆雕怪兽及其头上插附的立柱为虡，两根圆杆作横梁，呈单面双层结构。兽顶插附的立柱从腰、顶两处与横梁榫接。横梁底等距焊铸铜环，以串钩挂磬。磬架施线条流畅的错金云纹。青铜错金磬架，其磬架之精美、磬块之众多、编悬之明确、配件之完备，在考古发现的乐器中独一无二。
32块磬系用石灰石或大理石磨成，形若倨句，大小有异，分为两层四组。最大者：鼓博10.8厘米、鼓上边32.4厘米、鼓下边27.5厘米、股博13.5厘米、股上边22.3厘米、股下边21厘米、厚2.68厘米，倨句163度。最小者：鼓搏4.9厘米、鼓上边7.6厘米、鼓下边6厘米、股博5.7厘米、股上边6.6厘米、股下边5厘米、厚1.4厘米，倨句155度。
一磬虡兽舌上有“曾侯乙作持用终”铭文。磬上刻有（其中有少量为墨书）编号和乐律铭文，计708字，意与曾候乙编钟铭辞相通。经复原研究，知其音域跨三个八度，十二半音齐备。音色清脆，独具特色。同出有铭磬匣3具，彩绘磬槌两件。演奏时，需由1人双手执磬槌，跽地而击。
作为汉东诸国最强的随国，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为西周王朝监视南方不听话的楚国。楚国向来不服西周，所以随国带着唐国、邓国、郧国等小国，作为西周王朝在南方的战略屏障，阻止楚国势力北上。随州相传是神农耕耨之处，被称为“神农故里”，随州北面是桐柏山，西南面是大洪山，其间是丘陵坡地。夹在两山之间的狭长平原，在商周时代，是通往南方的要道，军事意义非常重大。
周室东迁以后，随国成了楚人扩张的主要障碍。两国之间经过数场战争，楚国逐渐强大，但也一口吃不下随国，只能大眼瞪小眼地互相盯着。但是当楚国变强后，随国根本无力阻止楚国。在混乱的春秋年代，随国逐渐沦为楚国的附庸，反而成了楚国北上掠地的基地。到了战国时期，诸国兼并日益惨烈，作为小国的随国，无力改变命运，最终被楚国吃掉。
曾侯乙是周朝开国重臣南宫适之后，建立曾国属于西周王朝经营南方大策略的重要部分，实现了周王朝对江汉地区的有效控制。
曾侯乙的曾国是周王朝正统的代表，自然重视当时贵族教育“六艺”之“乐”，也格外维护当时堪称周朝治国基础的礼乐制度。曾侯乙墓出土的曾侯乙编钟和曾侯乙编磬等大型礼乐重器，折射了华夏先祖们，曾创造出的辉煌的礼乐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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