捉刀代笔（捉刀代笔打一生肖）
科举制度下，做到高官的往往都是科场高中之人，论才学起码应在那些以词讼为业的落榜书生之上。但“术业有专攻”，官场波诡云谲，一旦卷入狱讼这个阴沟，哪怕才高八斗，也有翻船之时
夏芒
请讼师捉刀代笔的事不光发生在基层官府，即便是封疆大吏，碰到狱讼难事，也会派人“密造”讼师。按说，科举制度下，做到高官的往往都是科场高中之人，论才学起码应在那些以词讼为业的落榜书生之上。但“术业有专攻”，官场波诡云谲，一旦卷入狱讼这个阴沟，哪怕才高八斗，也有翻船之时。而当身边那些下僚、幕客们也都因不谙此道而智穷才尽，拿不出有效对策时，便少不得要请富有诉辩经验的讼师秘密帮忙。
按照《周礼》的说法，“争财曰讼，争罪曰狱”。狱讼自古就有类似刑事与民事的***划分，外行难于驾驭。而且，《周礼》中还规定：“凡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意思就是说，身份为大夫以上的官员及其夫人，不可以亲身参加与己有关的诉讼活动，必须由别人代理。可是西周那时候还没有讼师，替他们处理这类事务的，只能是他们的下属或是家人。
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起狱讼代理事件，就让几位不***的代理人尝到惨痛后果：《左传》载，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卫侯与元咺讼”。这起狱讼的起因，是决定春秋晋、楚两国争霸结局的那场“城濮之战”。战争一开始，当时的卫侯卫成公选边站队，带领卫国投靠了楚国。后来楚国战败，晋国称霸，卫成公逃出国门，听说大臣元咺背叛自己，就将跟在自己身边的元咺之子杀掉以示报复，二人由此争讼。
那时，主宰列国的虽是周王室，但周襄王已经委任晋侯为诸侯领袖，这起本应由周天子受理的案子也就转到晋文公手里，并且确定在晋国审理。按照周礼规定，卫成公是周朝的封君，不能直接与人对簿公堂，于是委托下属宁武子、针庄子、士荣三人分别作为自己的“辅”“坐”和“大士”(字意为“诉讼人”“代表人”和“答辩人”)前往应诉。
说到这里，不少人应该看出问题来了：程序不公正啊！
既然“城濮之战”前，卫成公就因选边站队问题，被晋国视为境外敌对势力，那么以公正论，即使晋文公取得了代表周天子主持狱讼的资格，身处与一方当事人有如此利害关系的特殊位置，审理此案时也应作出回避，由周天子另择人选。但是，在这一历史事件的记载中，无论是卫成公本人，还是他的三位代理人，均未见对此提出过任何异议。那么，此案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卫成公败诉，被晋国逮捕，押送到周朝的京师关进牢房。被指定处理此案的晋国还杀了士荣，砍了针庄子的脚，只有宁武子因“忠诚”得到赦免，负责为狱中的卫成公送衣食。元咺胜诉，回到卫国，另立公子瑕为卫侯。
这是怎样的一起冤案也就可想而知了。
历史跨越两千多年，同样一起因告御状而起的诏狱事件，却因讼师的参与而化凶为吉——《刀笔余话》中，有“清季某臬司与某将军交恶”一节，记载了此事梗概。
臬司，在清末时的正式称谓是“提刑按察使司”，主管一省司法及行政监察。所以，想必这臬台大人乃是精通狱讼的行家里手。而作为一介武夫的那位将军则是门外汉，与臬司结了梁子，难免凶多吉少。后来的事情，也是这将军倒霉：“值丁祭，将军上阶谒圣，阶下有石子，将军未见，蹴之几仆。”
丁祭，也就是皇家祭孔之礼。清制：京城孔庙每年春、秋二祭，均在仲月“上丁”之日，故称丁祭。祭孔当日，皇帝钦率百官行祭孔之礼，仪式格外庄重，而这位将军却磕绊石子几乎跌倒，当众出丑，更犯了“君前失礼”之条，如若追究起来，那可是死罪啊！
怕什么，偏偏来什么：黑压压百官阵列中有人失态，皇上看不见，却让身旁那位臬司逮个正着。臬台大人正愁平日无把柄，找不到整治仇家的由头，这下可好，如此重大场合，仇家竟在眼皮底下一个踉跄，犯了大清重律，而自己又洽好职司法纪，主管纠劾，哪能轻饶了他？于是仪式一散“即举此上控，以为大不敬”，将这事告上朝廷。为此，清廷即刻批奏：此事体大，必须严查，命令该省巡抚负责核查此事，对圣上作出“详复”。
孔庙阶前一颗小石子引出轩然大波，作为该省军政第一长官的抚台大人更是甚感为难：祭圣的时侯以省为单位列队，自己与几位下属“固同在也”，近在咫尺，出了这么大动静，没有看不见的道理。可他心里又很清楚，这事闹到如此地步，无非因为自己治下文武不和，如果不能大事化小，总归自己也有责任。该巡抚试图遮掩此事，却又“苦无良策”。与左右心腹谋议，“众谋士亦面面相觑，无计可献”。没办法，巡抚大人只好“嘱觅刀笔”，让他们私下向那些精于此道的讼师讨教，希望得到启发。
正所谓高手在民间，讼师当中“有李某者，胸有成竹”，声称可以代拟奏折，只需九个字就能将事情化解，当然，开价也高：“自言须每字百金之代价。”巡抚“允之”，李讼师“抽笔捷书”，九字为：“臣礼宜先行，不遑后顾。”巡抚见之，亦惊亦喜，依诺“以千金酬之”。
恭送李讼师出府，巡抚惊魂甫定，对左右坦言：“幸此人深思，否则我亦将犯罪。”原来，按照祭孔仪式规则，官员列队时级别高者在前，级别低者在后。臬司级别低，站在将军之后，目击将军失态自然顺理成章。但巡抚位居二人之前，如目睹此景，则“必须回顾”；而祭孔仪式上回头张望，就是犯了“藐视至圣、不恭祭典”之罪，此罪亦不亚于将军之罪！多亏这讼师心细如发，九个字点醒了他，并使他“一语卸责”。
巡抚依计回奏朝廷，“上以此事既无证据，置之不问”，一场政治事故终因讼师指点得以消解。
责任编辑：高恒涛
